“在上海,老百姓是欢迎拆迁的,因为拆迁得到的补偿比卖房要多将近一倍。那为什么以往一碰到动拆迁,百姓就要闹、就要吵呢?”张国樑说,“实际上就是个公平问题!”
张国樑是1985年开始干动迁的。那时,上海动拆迁的主要对象是居住在陈旧房屋的居民,称之为“危棚简屋改造”。当时上海住房紧张,住房困难户的标准是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当时的拆迁补偿标准也很低,光论居室反而越来越小,但房间里有厨有卫了。动迁居民在外面过渡一段时间,回来后还是原来的地方,只是原来的危棚简屋变成了新公房。
但那时公平。大家原来住多大面积、搬回来是多大面积,都相互知晓,不存在什么猫腻、特殊照顾多分配几平方米等问题,虽然补偿标准低,房子也谈不上豪华,但“公平”两字让百姓觉得自己十分幸福。
“当时,老百姓叫我们‘拆迁干部’。”张国樑说,当时,上海有住宅建设办公室,是事业单位,在各街道设动迁组。对人员也是按干部要求的:去百姓家里必须2个人,手里不能带包,不能坐人家的床。老百姓对动拆迁绝对支持,对政府高度信任。
那什么时候,老百姓心目中的拆迁队变成“地痞流氓”了呢?张国樑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城市建设大规模铺开,房产开发商被引入,原来的正规动迁组忙不过来了。
“第一波人加入动迁的是房管所,这些人收房租、修房子比较闲,觉得动拆迁有利可图,就加入了动迁队伍。当时是‘大承包’,20万一户给你,你拆迁每户补了15万,剩下的5万就是你赚的。”
第二波人是开发商。开发商一看,这些钱与其给别人,还不如我自己赚呢!第三波人是游击队,闲杂人等也成立公司,来分一杯羹。1991年,国务院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试图规范一下,但是实施起来各地差异很大。
“一个地块500户人家,剩下几十户。走法律程序得3-5个月,但开发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于是无原则地“放水”,要房的给两套,要钱的加5万,还不走的再加10万!久而久之,百姓知道了,先走亏、不闹亏,就形成了又闹、又吵、争当钉子户的局面。”
这边越是吵、闹不肯走,那边越是“想办法搞定”。钱不解决问题,有的地区就搞暴力拆迁。百姓对拆迁的抵触情绪越积越深。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断水、断电,张国樑也干过。
张国樑经历最惊险的一次,是1996年,一位3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房子被强拆。孤零零的小院墙上贴着户主的黑白照片,横幅写着“明年今日,就是我的忌日!”户主喊有汽油,只允许一个人进去。
张国樑自告奋勇地推门进了院。一股浓烈的汽油味扑面而来。这位年轻人脖子上挂了两个装满汽油的啤酒瓶,一手一只打火机。院里大盆小盆都是汽油。两人边说,小伙子边往后退,堂屋的椅子旁,一边一个煤气罐。
僵持了一上午,最后,张国樑借口出去吸支烟,把院内的布局告诉了消防员。小伙子逃走了,后被警察控制。事后,通过律师看到张国樑的笔录实事求是,小伙子才放弃了报复社会的念头,也得到了适当的安置。
每想到这件事,张国樑心里就特别沉重。“有人说百姓是刁民,其实是我们错了。你不公开、不透明,失去了百姓的信任,肯定要付出代价!”
“拆迁公司没权了,拆迁就做好了”
张国樑承诺把所有动迁的方案和标准和盘托出,决不搞前紧后松。不到一个月,61户就签了60户,全部人家都按照公开的安置方案安置,一竿子到底、无暗箱操作,这就是“阳光动迁”的雏形
2000年,全国的信访矛盾,动拆迁占了大多数,上海也一样。2001年,国务院修订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变“数人头”为“数砖头”。而上海市担心百姓一时接受不了,就没有摒弃“数人头”政策,“砖头”、“人头”一起数,加上不公开不透明,结果越数越乱。
“到2003年,上海动拆迁矛盾大爆发。你去查查,整个2003年上半年,上海没有一个动迁公司去领动拆迁许可证。相反,进京上访的记录却很多。”张国樑说。
2002年,瑞金医院要盖门急诊大楼,61户居民面临拆迁,多为教授、专家。院方不同意聚集开会,怕居民一致反对动迁,主张发《告居民书》了事。张国樑所在的安佳动迁公司还是主张开大会,所有居民都参加。
看着会场条幅上的“通气会”三字,教授们不愿意了:“我们不要通气,我们要平等对话!”怎么平等对话呢?动迁公司主张推选3位业主代表为一方、院方以及动迁公司组成一个团队,在政策范围内共同商量补偿方案、并参与动迁的整个过程。
张国樑承诺把所有动迁的方案和标准和盘托出,决不搞前紧后松。双方议定,把无序的暗贴变成规范的明贴。不到一个月,61户就签了60户,全部人家都按照公开的安置方案安置,一竿子到底、无暗箱操作,这就是“阳光动迁”的雏形。
当时,区领导来调研,怎么能把拆迁做好?张国樑说:什么时候拆迁公司手里没有权了,拆迁就做好了。关系好多给点儿,能闹的多给点儿；一万两万,拆迁公司经理说了算；十万二十万,也是拆迁公司经理说了算,这就叫无序操作,还是腐败的温床!”
就在拆迁陷入僵局的2003年底,安佳公司接到了“43街坊”地块的拆迁任务,2004年4月启动。
“反正是干不好了,干脆换一种路子试试吧!”张国樑突然想起了“瑞金医院”的实践,正式打起了“阳光拆迁”的大旗。
他向居民提出了“公开、公平、公正”的承诺,打破以前先低后高、先紧后松的操作口径,按照当时实际平均补偿标准设计补偿方案,把一切都摊在面上,杜绝暗箱操作,坚持每户都按照这个新标准签订协议。
上海市领导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探索。“卢湾区43街坊的模式,是今后上海动拆迁发展的方向!”2004年6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杨雄在全市动拆迁会议上说。
“市长这么一说,我这儿立马变‘接待办’了,都来参观学习。”张国樑说。
但是,这第一个打起阳光拆迁大旗的项目,却差点“栽”了。“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拆迁公司手里没牌了,后期,老百姓就是不走怎么办呢?”同行的质疑声很大,上级领导也不放心。最后,补偿标准定得还是比以前的平均水平低了一些,老百姓不认同,签了200户居民就无法推进了。亏得2006年轨道13号线途经该地块,方案进行了调整,拆迁才得以完成。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