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炮弹太厉害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小伙伴儿在长江边上玩,捡到了一个香瓜样的铁家伙,一掂量挺沉。我们趴在沙坑里,把它使劲扔到江石堆上,炸了之后,整个石堆被烧得黢黑。后来才明白,那铁家伙是日本人投下来没爆的燃烧弹啊!”与共和国同龄的宜昌文史专家陶远震回忆道。
在宜昌撤退的日日夜夜里,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地处理着各种电文,所有的电文都要送给卢作孚审阅和批示。
“我父亲作为整个抢运工作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工作尤其忙碌。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到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从而准确地指挥整个运输工作。”卢国纪说道。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紧张、非常艰苦、非常细致,并且需要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父亲喜欢在深夜的时候,亲自到江边码头上去检查装货情况,向装卸工人和船员询问各种问题,并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卢国纪介绍道。
“那时候卢先生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了,但他经常穿便服,下河、上船,查勘货物的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我们民生公司的职工,不论职位高低,每人都有一套。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钟点,像将军指挥战士打仗,在长江岸边,卢作孚带领着他不佩枪炮的“军队”,在敌人的狂轰乱炸中,用40天时间,将拥塞在宜昌的三万待运人员运走,器材运走三分之二。
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已经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都看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无用的零碎废铁。
1938年12月初,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完全安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站在宜昌码头。残阳泣血,黄昏里,日军的炮声轰隆作响,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的使命已完成——
这40天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中国工业的“火种”保住了!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已从这里悄悄转移,在巴蜀之地悄然生长。
我留给子女做事的本领
在西迁的人流中,有从济南流亡的老舍先生。他在《自传》里,也有一篇经宜昌入川的生动记叙:“宜昌城内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等了一个星期,民生公司一位黄老翁帮我们买到了票,铺位在甲板上。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三峡多么值得看,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
旅途是辛苦的,但靠着满腔气节,老舍撑下来了。40天时间下来,卢作孚也是靠着满腔气节,忍着劳累,坚持下来。
“1938年底,父亲回到重庆。我见父亲并没有变多少,仍旧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但很明显,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遮不住疲惫的暗影,他更瘦了,身体更弱了。”卢国纪原以为父亲回到家,会讲关于武汉和宜昌撤退的惊险消息,可没想到父亲只是略微同伯父母寒暄了几句,就开始与四叔卢子英商谈北碚建设的问题。
“从各个内迁来的科研机构、大中学校复建到工矿企业的筹建情况,谈个没完没了,连吃晚饭的时候,也一边吃,一边谈,一直到深夜。我们觉得和父亲谈话没有指望,都早已上床去睡了。”卢国纪回忆道。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友、同是民国乡村建设先驱的晏阳初先生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确实如此,40天生死接力结束后,整个艰苦的撤退任务并没有完成。
1939年9月,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湖南和广西局势告紧。于是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第2厂及第41厂的3万吨器材和兵工署的两千吨器材,紧急撤退到宜昌,由民生公司的轮船抢运到大后方。
1940年上半年,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6万多吨器材到大后方。6月12日,宜昌沦陷后,在接近敌军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最后一部分兵工器材待运。尽管这几个地方都在西陵峡中,有大山峡谷的天然屏障,但毕竟处于敌人空中袭击的威胁之下,抢运风险极大。
“这时候,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连夜装船,天一亮即运走。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异常感动。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卢国纪回忆道。
至此,整个撤退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向卢作孚颁发一等一级奖章；同年10月10日,又向卢作孚授予三等采玉勋章。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为卢作孚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特颁给胜利勋章。
只是这一枚枚的勋章,卢作孚的孩子们都未曾谋面。卢国纪清楚地记得,1942年夏,他随父亲卢作孚乘车由城里回家。同车还有一位客人,顺路回牛角沱。这位客人一上车就滔滔不绝地夸耀,他如何如何为自己的儿女积蓄财产,让他的儿女将来不愁吃、不愁穿。卢作孚一言不发,一直等客人把话讲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我留给子女的,是做事的本领。”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