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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从美国归来的卢作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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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入夏后,滚滚长江水裹挟泥沙奔流而下。
长江以宜昌为天然分界,上有高山约束,水流湍急；下则平原宽阔,流势甚缓。小城宜昌,在长江北岸,横铺展开。
久坐岸边,江南岸形似金字塔的群山,连绵依旧。本想试图感受1938年卢作孚在此码头上,生死接力,指挥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场景。然而大江截流后,江面已失去昔日气势,一艘木舟在满是水草的江边悠然游荡。只有在滨江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里,用“1938”“10”“11”三组数字和铁锚组成的浮雕屹立着,提醒着来往的游客,脚下的土地上,曾有一位大智之人,用他的爱国之心,做了一件不朽之事。
种种方音如鼎沸
今日之宜昌,万民共享山水之和美。而在1938年10月23日,当卢作孚抵达时,眼前的糟糕情形令他大吃一惊——面积仅2平方公里的宜昌古城被人群挤爆了。
“宜昌城人满为患,史无前例。当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县城,流动人口一下子猛增到50万。”原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宜昌大撤退研究学者朱复胜介绍道,在这场战中大迁徙中,途经宜昌入川的人口高达350万。
此时作为“川鄂咽喉”的宜昌,实际上已成为全中国命运的咽喉。平津失守后,日军沿津浦路南下,虽有台儿庄之大捷,烈烈战火依旧从淞沪烧至武汉；花园口决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向南扑向千里平川,所到之处,尽成泽国。从长江中下游奔来的难民,如海水倒灌,顺江而上。
工厂内迁也起于战火之中。在上海,有的工厂正在装船即遭飞机轰炸；有的未及运出,即遇敌军拦截,欲进不得。青岛、南京在来不及迁运的情况下,只得把大批工厂烧毁,以免被敌人利用。从武汉到四川,机件或缺乏大型运输工具无法运走,或沉于江中,损失更大。
无论是运人还是运物,“交通”成了战争的另一个主角。1937年9月,时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临危受命,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年底,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工矿、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
可“交通”岂能一夜之间通畅无阻?在宜昌城中,卢作孚看到,旅店、学校、寺庙、教堂里,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爆满。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巷、栖身屋檐下。更有投机者,借此国难之机,租几间房子,门口竖起某某旅社的金字招牌,大招顾客,莫不生意兴隆。
宜昌城内外人潮涌动,人们所求只是一张入川的船票。1938年10月,在武汉会战即将结束、国民政府即将放弃武汉时,可能西进宜昌的日寇,在大炮飞机的鼓动下,将这股宜昌城内的人潮推向顶峰。
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他当时在宜昌苦等7天也没买到船票,而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此情此景,他写下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而和难民一起急需进川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据民生公司研究室主任项锦熙介绍,民生公司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我军退守,宜昌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
此外,还有近80家企业的机械制造、化学、电机电器、食品、造船、印刷、纺织等器材、设备,也在武汉会战期间陆续通过轮船和木船运到宜昌,堆积在长江两岸的码头上。卢作孚深知,“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可当时能走川江的船只不多,只有民生公司、三北公司、招商局等船队,还有两艘外轮。其中,民生公司的船最多,也只有22艘。宜昌重庆间轮船的总运量,每月不过6000吨。要抢运这十几万吨物资,依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多的时间。”项锦熙介绍道。
“最要命的是,还有40天左右,长江上游便要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到时候,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也就是说,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朱复胜说道。
运力不足,时间紧迫,到底能怎么办?绝望的情绪,蔓延在宜昌城内的国人心中。
把握四十天,立下“军令状”
宜昌这座慢城的晨间生活,从一碗顺长江漂下来的重庆小面开始。在老街上寻访抗战旧迹,也不甚艰难,用脚步即可丈量的老城区里,窄窄的街道两边,两层小楼林立,一如当年的繁华。
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郑新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了一排幸存的民生公司仓库,是砖头建筑的坡顶平房,看上去比较结实,现在还有单位在使用。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