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星路上的招商局大楼前,绿树掩映中,郑新介绍道:“抗战时,这里是英国太古洋行。这座建筑的隔壁,是我们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在方方正正的二层小楼上,卢作孚先生指挥了宜昌大撤退。”
当年的二层小楼只能在旧影像中寻得真容。“红星路一带,在当时是各轮船公司驻地。从大门口到每个办公室,挤满了各种交涉的人,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买不到票的难民和倒卖船票的‘黄牛’各不相让。”郑新介绍道。
这吵闹声中,无人有闲暇关心沿江码头上,堆积的10多万吨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朱复胜介绍道。
在所有人的头脑都一片混乱的时候,这个时年45岁的小个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却保持着清醒。“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我父亲十分镇定。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今年93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介绍道。
是夜,卢作孚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的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连夜开会,制订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参考1936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按照40天时间,与诸位同仁设计出一个严密、合理、紧凑的运输计划——
分三段运输,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船只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
第二天早上,卢作孚将所有在轮船公司吵着要入川的单位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亲自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运输计划:“请你们放心,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此“军令状”似的话语一出,会场内外一片欢腾,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长江上悲壮的交响曲
1938年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率先登上“生命之舟”的,是一批由战时儿童保育院(该组织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在宜昌设有难童接送站)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
瘦削的卢作孚亲自护送数百名孤儿难童进舱。那些可怜的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稚嫩的童声盖过周围机器的轰鸣,码头上的人群向他们倾注爱怜的目光,呜咽着挥手与孩子们告别——此情此景,船上船下无人不为之动容!
紧张有序的抢运,就此揭开序幕。
“从宜昌行船到重庆,全程648公里。当时船队不仅要躲避日机的轰炸袭击,还要在长江三峡里冒险穿越。这一段航道狭窄,滩多水急,涧溪密布,两岸悬崖绝壁,遮天蔽日。礁石林立,滩险密布,光急滩、险滩、浅滩就有158处之多。所以,船队只能在白天航行。”郑新介绍道。
为了争取时间,提高效率,尽量利用夜间装卸。凡要运走的物资,白天早已装在驳船上。傍晚时分,当轮船从上游开回来,快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轮船上的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拖着驳船的拖轮已经驶近。轮船刚刚抛锚,驳船已经靠到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
今天修缮完备的江堤,在当时是漫散的滩涂。夜幕降临时,船上为装货而临时装设的大灯,彻夜映在江上,构成一幅壮丽动人的夜景:装卸工人,每数人或数十人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朝江边走去,不断地喊出有节奏的号子声；拖轮在朦胧的夜色中,来回拖着驳船驰骋在江面上,不断地发出尖厉的汽笛声；轮船上的起重机,在沉重的设备压迫下,不断地发出轧轧的金属声。
“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卢作孚曾如是回忆道。
“卢先生还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因战事关系,不能按40天的计划完成抢运任务,哪些东西该抛弃,都要各交运单位作好思想准备,并提醒各交运单位注意:凡运出去的机器设备,必须注意配套,以免运到后方,缺这缺那,成为无用的废铁。”曾参与宜昌大撤退的民生职员周仁贵,被卢作孚的责任感和认真细致打动。
吃了“定心丸”的各单位纷纷着手清理自己的设备和器材,该配套的配套,该装箱的装箱,等待装船起运。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三段航运法,充分利用了难得的四十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大后方。”朱复胜介绍道。
让这些交运单位更服气的是,民生公司的“不二价”服务精神。“其他公司商轮,宜昌到重庆要黑市客票价300元,装货每吨要360元,与平时运费不能比。而民生公司客票价仍照平时出售,只卖18元,难童免费,供给膳食。装运货物公物,仍收每吨30元,从不趁火打劫。”项锦熙介绍道。
没有枉费一个钟点
“1938年秋,我在民生宜昌分公司做会计。晚上宜昌分公司办公室灯火通明,卢先生就在这里坐镇指挥,白天他还要处理大量的事务。有时候还要到船上、岸上、码头查看,非常忙碌辛苦。有时,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或轰鸣而过,情势十分紧张。”民生公司老职员王廷琳回忆道。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对宜昌实施疯狂轰炸。“我跟着卢先生一起,躲过日军的轰炸。他一点没有惊惧,带着我们踩着弹坑走。”当时负责轮船调运工作的顾烈成回忆道。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