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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段，他写道：“轮子不断地转。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飞路的情调。天星码头换新装，高楼大厦都有捕星之欲。受伤的感情仍须灯笼指示。方向有四个。写文章的人都在制造商品。拔兰地。将憎恶浸入拔兰地。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北角，如今是福建新移民的落脚之地，但在五十年代初，大批的上海人则以北角为首选之地。各行各业的上海人都来到香港，据出版界前辈所说，几乎所有印刷厂家的老板都是上海人，技师也是上海人。去印刷厂当学徒的，如果不懂得听上海话，会被炒鱿鱼。
有一次与也斯兄聊天，他说北角曾是许多作家生活过的地方，金庸、刘以鬯先生等都住过，他也曾住过。然而，如今除了不少上海理发店还艰难地生存着之外，北角早就没有《酒徒》所说的“霞飞路的情调”了。但是，记忆仍存在于潮湿的空气里面。
住家中开设＂怀正出版社＂
二十多年前，因文学之缘而认识了刘以鬯先生，总觉得他永远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习惯，西装骨骨，发型整齐，钟意饮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更是如数家珍。读他小说，似乎可以看出他的浓浓的上海情结。因而，我相信，该是上海孕育了他人生前三十年的文学基因，而他的家庭非富即贵。
因编选《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系列，又与刘以鬯先生交往多了起来。有一天说到他的家教，我才知道，刘以鬯先生出身于一个英语流利的华人教师之家。他的父亲刘灏，字敬如，祖籍浙江镇海，乃是老同盟会会员，于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的英文老师兼蒋介石校长的英文秘书；他的大哥刘同缜则为宋美龄女士的英文秘书，直至1949年经香港移居巴西。而刘老（原名刘同绎），字昌年，194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想当年，他也是上海滩上美少年，且是运动健将。他常常提起：“我是圣约翰大学篮球代表队成员，我们常出外去与人家比赛哦！”搞不好，对头都是洋人的球队。他能身体长寿，也得益于他长期的体育运动才能吧——我忖度。
“那时我们家就在法华区的江苏路上，离静安寺很近。抗战胜利后，我从陪都重庆回到上海，又回到我的老房子住，以后办‘怀正出版社’就在我们家楼上。那时，也常看到张爱玲他们这些作家在这一带出没的，很平常的事。” 2/8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