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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国刚
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10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40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在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