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再度哗然。
此前一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律师团被挡在这场通报会的门外。他们又紧急连发两次书面声明,坚决拒绝草率和解。
声明中反复强调:在三菱公司对于“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实质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掩盖事实、推卸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目前所称的“和解”达不到正视历史事实、告慰被残害致死的亲人、抚慰幸存者、安抚死难者遗属的基本要求。若草率和解,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至此,不同民间维权团体的诉求分歧浮出水面。而三菱公司始终没有公开回应。这桩历史公案依旧悬而未决。
一份来自日本的劳工名簿
当这份劳工“生死簿”摆在康健面前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还有更多的幸存者。两名劳工听说要告日本,并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当劳工的苦
康健所在的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市北三环边上,每天一上班,她的电话就响个不停。
20年前,初次涉足日本侵华索赔案件的诉讼时,她才40岁出头。“根本没有预见到事情会这么复杂,这么艰难”。
1995年,康健作为中国女律师代表,参加在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在一场NGO分论坛期间,中日女律师就保护妇女权益问题交流,一位日本律师忽然提出,希望帮助二战期间被强掳的中国慰安妇在日本法院起诉,特别需要中国女律师配合。
现场的寂静让康健感到尴尬。当时,慰安妇问题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公开研究。今天竟被日本人主动提起,她觉得这个“球”得有人接。
“如果说需要我们合作,我想有可能。”她打破沉默,尽可能委婉地答复。
一个月后,日本律师大森典子专程到北京来找她。对方对此事的认真和热情,超出了康健的预期,让她有些感动。中日律师界的联合取证调查,从“慰安妇”、毒气弹一直延伸到劳工。
对中国劳工的系统调查,线索来自一份1946年的日本外务省报告书。
这是一份曾被日本政府下令销毁的报告书。日本战败投降后,由官方和民间人士共同编制,其中记载了从中国强掳至日本的劳工名单,内容涉及在日本非正常死亡的死者籍贯、死亡原因等。日本官方编制这份报告书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中方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调查。然而东京审判结束后,国民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日本政府遂下令销毁这份报告书。
彼时,有参与调查的日本民间人士感到,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被销毁太可惜,于是偷偷将一套不完整的资料,保存于东京华侨总会。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东京华侨总会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公布了此事,在日本引发舆论关注。这份报告书终于被公之于众。
报告书内容虽然经过粉饰,并不完全真实,但因其来自日本,日方无法抵赖,是非常有力的诉讼证据。中国劳工一系列状告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的索赔诉讼,在日本各地方法院被提上日程。
当这份劳工“生死簿”摆在康健面前时,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找到受害人,还有更多的幸存者。
1995年,康健从北京出发赴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寻找劳工及遗属。虽然劳工名簿上地名清晰,然而实地探访时才发现,寻找劳工的难度如同发掘“文物”。50年过去了,各地行政区划地名大多发生变化,只能“用最土的方法”,一个村接一个村找同姓人打听。有时连跑几个县,一无所获。
康健至今仍记得她找到第一位健在劳工时的兴奋。那是在青岛郊区李庄,找到两个为日本企业西松组做苦役的劳工,一个手指断了,一个瘫痪在床上。他们在对日战场上被俘,抓去西松组做苦力。听说来访的律师要告日本,两个人不相信,但还是详细地讲了在日本的遭遇——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真正问过他们当劳工的苦。康健在床边做了笔录。
2000年,山东律师董一鸣加入到中国劳工对日本索赔的律师团队中,很快成为中坚力量。他对山东本地的情况更加熟悉,在德州的禹城、平原一带,因靠近铁路线,方便抓捕劳工,河北和山东交界处是侵华日军强掳劳工的重灾区。他带着十几位年轻律师,深入德州、潍坊等地调查取证。目前整个律师团已完成了对200多位劳工及遗属的直接调查取证。
河北和山东交界一带是侵华日军强掳劳工的重灾区。2000年12月,在征集了十几位原告的意愿后,由北京、河北、山东、大连、河北及南京的八位律师组成律师团曾尝试在国内法院提起代理诉讼。但法院收取材料后,既没有受理,也没有驳回,至今杳无音讯。
日本最高院关上大门
中方律师对法庭辩论最深刻的印象,是被告席上的冷漠。对于原告提出的侵害事实,被告不予答辩,不知道,不理睬。他们惯用的抗辩理由,无非两点:一是案件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个人不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主体资格。简言之,今天,你已没有法律资格来告我
2003年一天的午后,张杨午睡醒来,发现父亲张世杰不见了。一起失踪的,还有被藏起来的自行车。
张世杰在报纸上看到寻找劳工的消息,他坐不住了。
二战结束后,张世杰乘美国军舰从日本返回中国,在塘沽上岸,在码头上就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派到了中国内战的战场上。
被日本人抓走前,他刚在武强县念完高小,新婚不久,有了不到一岁的女儿。被强掳至日本当劳工的经历,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几经生死,他从战场逃离,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一度以收废品为生。
2003年,张世杰78岁。他通过报纸上的广告,联系上了康健,发现更多和自己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有的就住在北京。儿女怕他自己出去找迷了路,悄悄把自行车藏了起来。
“找着了!我找着了!”他最终还是骑上十多里路,去看看和他有着同样苦楚的老伙计。
2004年11月,张世杰站在日本长崎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
开庭前,他找到了当年下矿井的地方。长崎的冬天很冷,当劳工时,他只有日军淘汰的旧单衣可穿,一天干十小时重体力活,每餐只有两个小黑窝头吃,动辄挨打,牲口不如。重回旧地,他和另外一位劳工遗属,被支持诉讼的华侨和日本人簇拥,站在法庭外请愿。张世杰亲手写下大标语“还我公道,还我尊严”。白底黑字,分外醒目。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