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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张世杰站在日本长崎法院的法庭上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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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张世杰在长崎找到了当年做苦力的矿井,站在法庭外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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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诉讼的案件材料在一间办公室单独保存,康健律师在查找案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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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张世杰和96岁的老伴,住在北京德胜门附近的一栋单位宿舍楼里。8月暑热的傍晚时分,老式座钟的钟摆摆动,干净的屋子里,时间仿佛静止。
张世杰翻开一本相册。厚厚一本,全是在日本法庭诉讼时的照片,背后标记着时间地点。
2004年11月,和他共同站在长崎法院原告席上的一位白发女士,他叫不上名字了,只记得那人是劳工后代,已经去世。
“人都走了。”90岁的张世杰脑力也大不如前。
2014年2月26日,37名(后追加为40名)中国劳工把日本三菱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张世杰第一次有机会站在国内法庭的原告席上,当时尚能慷慨陈词。下半年一场疾病后,他的表达能力随之减退。
在起诉书原告名单中,只有他和94岁的牟汉章老人健在,而牟汉章目前的身体状况需要时常去医院治疗。
牟汉章的子女轮流照料,他们小心翼翼,不再当着父亲的面提起劳工二字。年近百岁的老人,夜半被噩梦惊醒,梦里竟是黑漆漆的矿井下,机器吃了人。
张世杰老人有时还愿意讲讲。1944年,他从塘沽被绑上船,塞进不通风的床舱里,不知道要押去哪里……说着说着,老人忽然双目低垂,紧闭的双唇颤抖起来。70多年后的今天,零零星星回忆起在长崎日华寮的日子,张世杰仍然心有余悸。
二战期间,大约4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做苦役。3765名中国劳工,在三菱公司的前身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间,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死者长已矣。今天,究竟谁在为他们代言?他们需要一个怎样的道歉?
“和解”风波
此前一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律师团被挡在这场通报会的门外。他们紧急连发两次书面声明:三菱公司对于“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实质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掩盖事实、推卸法律责任,若草率和解,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谈到最近的风波,张世杰眼中一片茫然。
2015年7月24日,一则发自日本媒体的报道称,三菱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及遗属代表基本达成和解。
“怎么就和解了呢?我怎么不知道呢?”在北京居住的崔书平感到疑惑。她的父亲崔广廷是三菱劳工,生前曾赴日本福冈法院诉讼,2013年老人去世,她作为劳工遗属之一继续维权。
与此同时,聚集着众多劳工遗属的微信群里也炸开了锅——没人说得清楚,这篇没有信息来源的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7月24日晚,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发出声明,称报道有误。他们代表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及原告,明确表示:从未与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决定达成全面和解协议”。
但这场所谓的“和解”,并非空穴来风。
8月3日上午,在北京开了一场通报会,三个劳工团体(二战中国劳工三菱受害者联谊联席会、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河北三菱分会)联合声明,考虑到幸存者均年事已高,对日本三菱公司协商的和解方案,“虽不满意,但接受”。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