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道正说,怀恩光把在青州为博物堂制作模型的民间泥塑艺人雇来,为广智院捏制人物、器具、房屋、树木,如小木船、独轮车、挑担、抬轿等生活民俗。此外,还捏制男人拖着长辫子躺在炕上吸鸦片,女人缠着小脚步履艰难走路等反映各种社会现象的泥塑。而这些足以震撼观者的心灵,揭示出中国贫困落后的状况。
广智院还经常举办演讲会、放映电影以及开办民众学校等加强社会影响,吸引民众,启迪民智。在广智院展览室的南边建有一座庙宇式的大礼堂,可容纳六七百人,平日供观众休息时传教,也是定期举行宗教和学术演讲的地方。每礼拜日的下午都会举办演讲会,听讲者随意参加,每次约有二百到八百人不等。然而,广智院在开通民智的同时,也在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其本身就颇为矛盾的成为科学与宗教的混合体。
老舍在他1932年写的散文《广智院》中也把广智院“广其智识”的性质说的很明白,“就它的博物院一部分的性质上说,它也是不纯粹的:不是历史博物院、自然博物院、或某种博物院,而是历史地理生物建筑卫生等等混合起来的一种启迪民智的通俗博物院。”
融入市民生活的博物馆
“乡下人赶集,必附带着逛逛广智院。逛字似乎下得不妥,可是在事实上确是这么回事。”“山水沟的‘集’是每六天一次。山水沟就在广智院的东边,相隔只有几十丈远,所以有集的日子,广智院特别人多。”这段同样出自老舍笔下《广智院》中的文字贴切地展现出了这处建筑与济南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当时,去博物馆也像听相声、看戏一样成为市民老百姓的一项生活消遣和娱乐。在展览厅的门口有一铁转盘,每进一人时,就自动拨动一号码,这样就能统计每天参观的人数。不仅济南市民经常来参观,外地来济人士也把这儿当成与趵突泉、大明湖等济南名胜齐名的观光胜地,它北面的原东新街也被定名为“广智院街”。当时社会上许多学者名流如胡适、老舍、黄炎培、陈嘉庚等也都慕名前来参观,并感叹广智院启迪民智的显著作用。
1922年,胡适参观广智院后在日记中写道:“此院在山东社会里已成了一个重要教育机关。每日来游的人,男男女女,有长衣的乡绅,有短衣或着半臂的贫民。本年此地赛会期内,来游的人每日超过七千之数。今天我们看门口入门机上所记的人数,自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今天(七月七日)共七十日,计来游的有七万九千八百十七人。”最初广智院是免费开放的,当观者日众,便开始加收一定的门票,但票价并不算贵。在一份济南市档案局提供的资料中记载,“除每礼拜一休息外,其他各日均行开放,礼拜日前往观逛者尤多。”“平均每日售票在200张以上,又基督教青年会时有各种展览会之举办,多售价值不等之入场券。”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新年,也就是1911年,广智院正式对外开放,去广智院参观成为济南市民的新年时尚。从1905年的首期工程到1911年,经过几年建设,广智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去广智院参观,也成了济南人的一个新式年俗。作为在近代人们最早接触的博物馆之一,广智院深深地融入了济南市民生活当中,也成为一代人难忘的回忆。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