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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产品责任中，明星名人、制造者与销售者的角色、所处的地位毕竟不同。我们认为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应该不同于生产商的产品质量责任，明星名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可能导致明星去承担生产商的责任，因此承担“差别责任”。这种“差别责任”应当将广告代言的法律责任种类扩大到绝对责任、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而不仅仅是“过失责任”。修改后的消保法明确虚假广告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和服务，广告发布者、个人代言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能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相互间有连带关系。一般说来，食品和药品，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修改后的消保法也特别强调了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指食品和药品，美容等营利性的医疗服务也应纳入其中。
在市场经济下，明星和品牌合作自然也无可厚非，品牌借明星之力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明星也借品牌的推广增加了媒体的曝光度，提升了自己的价值。然而，由于代言广告过分夸大产品的功能与品质，在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而且由于给部分消费者造成了人身以及财产方面的损害。我们在谴责无良商家和政府失察的同时，我们更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明星代言产品或者品牌，是要收取不菲的代言费的，而这笔代言费并非像明星们认为的那样：是商家自己出资给付的。事实上，这笔费用会计入产品或者服务价格之中，最终由广大消费者买单。因此，虽然代言明星没收消费者钱，也没做产品，更没卖产品，但是大多数人之所以购买这个产品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他们是明星名人。在明星广告泛滥的当下，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我们应完善广告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广告法规，并且严格执行，对涉及各种虚假广告的各方严格执法，绝不姑息。早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高票通过。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确立了在食品领域虚假广告代言人的连带责任。但是，《食品安全法》毕竟是特殊法，适用的范围也更加有限，除此之外，我国关于明星代言的法律规定几乎属于空白。国外发达国家关于广告的管理不但广告立法比较早，而且有关广告的法律也比较健全。除了国家颁布的广告法律之外，一般还有地方广告法规或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广告管理。比如，如果广告中明星具有导向性地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明星必须是该商品的真实用户。一旦发现该明星没有使用过该商品便做广告，明星就要负法律责任；美国要求做广告的名人必须是此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一旦查出不实，就要处以重罚，而且已有好莱坞影星被罚50万美元的先例；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吉尔贝付出的代价更大，他因为为一种戒指做虚假广告而锒铛入狱，罪名是夸大产品的功效。
对此，建议社会相应的阶层应该努力把握好各个环节。首先相关部门在广告发布前，要查验广告证明、审查广告内容，对此类虚假广告不予发布；对多次发布虚假广告、影响恶劣的媒体应予以严厉处置，直至吊销广告经营许可证。其次是新闻媒体的监督系统。新闻单位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严把关，坚持原则，以有效地遏制此类广告，做好最后一关的把关人。三是消费者、舆论监督系统。着力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在遭遇此类虚假广告时，要勇于投诉。消费者舆论监督是广告监督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对于净化广告传播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这样全社会形成合力，对明星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
修改后的消保法在惩罚性赔偿方面作出很大调整，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增加一倍的商品或服务价款，提升为3倍，同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更好的约束了广告厂商和明星名人代言人。在全社会的努力下，回归到一个干净的广告世界。“不看产品，看疗效”的一天真的到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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