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这么多年的创作,自然得到了山东评论家的“批评”。“评论家应该尊重作家的创作,评论应该是善意的,应该是从文本出发的。”莫言说:“另一方面,作家一定要有胸怀,对于逆耳之言,应该有一定的肚量。要宽容别人的认知。”
在老家,莫言还有一个好朋友,那就是已经去世的张世家。在散文《怪人张世家》里,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地嵌在眼窝里,嘴里有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懒得要命,靠老天爷下雨洗衣服,能说能写能吸烟能喝酒活像济公。”就是这个怪人,成了莫言的莫逆之交。
莫言说,“我们是老乡,还是工友,一起在东北乡棉油厂当过工人,可谓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后来,莫言当兵走了,张世家当上了乡镇党委秘书。10年光阴,莫言成了著名作家,张世家“下海”了,成为当地有名的企业家。
不过,莫言的很多小说题材,都与张世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有一次,莫言认为故乡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张世家说:“你为什么不写写公婆庙大屠杀?”随后,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猛然撞响了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灵感之钟。
莫言回忆道:“我必须承认,1983年春节期间,我们哥俩在乡政府大院里喝那次酒,埋下了一颗红高粱的种子。《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莫言最得意的是“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红高粱》开篇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跟随着我爷爷余占鳌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莫言说:“其实我爷爷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我父亲是个老实得连鸡都不敢杀的农民。当我小说发表后,我父亲很不高兴,说我污蔑他。我就说,写小说其实就是讲故事,你不是说咱家那个远房亲戚一次能吃半头牛吗?我父亲听了我的解释后,明白了,并且一言就点破了小说的奥秘:原来写小说就是胡编乱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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