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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这最终成为《蛙》的创作原型。莫言说,此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蛙》固然是反映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我最满意的还是塑造了姑姑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姑姑是我心中的神。”莫言说:“计划生育以及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是我塑造人物使用的材料和背景,我的目的不是表现计划生育这个事件,而是借计划生育来表现、塑造一个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
无论是之前的作品,还是这部《蛙》,莫言都是带着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在写作。“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作家都应该有直面的勇气,有用文学方式来表现的勇气。”
莫言说,作家表现政治、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法,不是新闻式的,更不是政治式的。“文学艺术应该要大于政治,大于社会现实,这才可能使你的文学具备高的文学品位,如果低于政治或者等同于政治,这实际上是作家没有发挥他的作用。”
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在山东,莫言有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许多评论家。莫言说,作家和评论家应该是敬友,诤友,而不是逆友,更不能是酒友。“敬友,应该是互相敬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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