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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德镜鉴④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公仪休,春秋时期鲁国人,因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
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论及“国相”数量,有份长长的名单。而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并没有被风化在历史尘埃中。在今天小学生的课堂上,《公仪休拒收礼物》的故事入选语文课本,小学生们以史为剧本,白话效仿公仪休言行,上演着一场又一场课堂独幕剧。
这个人物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他说话坦诚,爱吃鱼,为蔬菜的鲜美点赞,用调侃的流行语来说,他或许是最早载入史册的一枚高端“吃货”。
在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有关公仪休的记述,寥寥百余字,是这一历史人物唯一可信的史籍出处。此后,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董仲舒等历代大儒的对话记录中。
公仪休的故事鲜活而值得回味,因其镌刻着最简朴又最深刻的道理。本报记者采访了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传播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振佳,解读公仪休佳话背后的鲁国廉政传统。
爱吃鱼不收鱼
食禄者不与民争利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第五十九为公仪休写传——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关公仪休的史料尽管不多,但是他‘拒鱼’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和教育极其深刻。”刘振佳教授说。
《史记》中记述了公仪休的两件小事,皆和当时官员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有关。
第一件是,有位管家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公仪休不肯接受。
管家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
公仪休回答:“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成了罪人,以后还能吃得上鱼吗?所以我绝不能收下。”
回到春秋时期人们的日常餐桌,鱼恐怕不像在今天的超市或菜市场,随随便便可以买到。鱼的珍稀程度,大体可以从同时期历史趣闻的旁证中可见一斑。孔子的儿子出生,鲁国国君送了一条鲤鱼,孔子因此为儿子起名孔鲤。在讲究礼仪的鲁国,国君的贺礼是一条鱼,可见鱼在当时并非寻常食材。
公仪休身为鲁国国相,坦诚地承认,自己喜欢吃鱼。如同今人爱古玩玉器,有此嗜好,无可厚非。这位身居高位的美食家,以国相的俸禄去买鱼,怕也不是难事。但正因为自己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收受别人送上家门的鱼。
正所谓,以嗜鱼,故不收鱼；如收鱼,锒铛入狱,此生再无鱼。
因清醒而清廉
莫因小利断大道
刘振佳教授解读这一历史人物,其可贵之处在于,公仪休深知,在个人嗜好代表的私欲和自己掌控的公权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危险红线。
“嗜好仅仅是个人的私生活范畴,而不应涉及官职公权的范畴。个人嗜好绝对不可以和手中权力搅合在一起。”刘振佳说,嗜好在私欲中并非错误,但是将其夹带于公权之中,因对嗜好的满足影响公权的决策,或者故意用公权来满足自己的嗜好,那就是违法的贪污腐化行为。公仪休决不收送来的鱼礼,是对这一界限的清楚界定。
《史记》中,公仪休之所以流芳百世,正因其对吏治原则的坚守。所谓“受大者不得取小”。
“公仪休深刻懂得大与小的关系。”刘振佳说。在公仪休看来,身为国家官吏,应站在一个国家管理者的高度来审视生命存世的价值意义。以此为基础,重新作出价值判断: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什么是永久,什么是暂时。
不同于普通百姓,对官员和公职人员来说,谋道是重,谋财是轻；谋职是长,谋欲是短。“君子谋道不谋食”。绝对不能为了一点小恩小惠,或者眼前暂时利益,而毁掉官吏经世济民的崇高价值意义。只有忠诚于自己官员职位的原则,才是人生的长远之计,否则,受制于物质利益,将会造成政治乃至生活的“短命”。
在中国的廉政历史上,与“公仪休拒鱼”的典故交相辉映的,还有“杨震拒金”的佳话。
相比于其他廉吏,公仪休最令人拍案叫好的是,不把“官职”和“自我”混为一谈。
刘振佳教授指出,《史记》原文中对此事记载:“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这句话用词讲究,意味深长。客人送鱼的对象不是公仪休本人,而是送给当朝的“国相”。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公仪休对此十分清醒:“当朝国相”和“爱吃鱼的我”,并非同一客体。也就是说,切不可将自我和官职混同一气。在高智慧和高境界的人眼中,二者界限分明,所以面对现实诱惑的时候,能够保持足够的理性和警惕,认识到媚人是为了媚权,媚权是为了媚利。
反观今天,将“职务”和“自我”混为一谈,尤其成为许多公职人员的一大误识。这不仅造成官气、官架、官习,被权力异化的自我认知,甚至引发身心的严重失衡。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时,一旦将公权作为满足一己私欲的工具,公与私之间缺少界限,最终因自身贪念的膨胀造成权力大厦倾覆,成为官场的反面教材。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