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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转型当下，像万达这样的企业贪腐问题就会越严重，防不胜防，堵不胜堵，但是不得不防，然则风险更大。” 卫民不动产策划智库总经理蔡为民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
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曾对房地产开发过程进行全面梳理研究之后，得出调研结论称房地产开发共有116个可能寻租点。“如果继续细分环节，房地产全价值链最多可以分到120-130个具体环节，可明确的有116个寻租点，基本占了房地产全产业链的95%。”宋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的时间里，万达订单式开发模式是其他同行难以复制的优势。曾经有多个城市和万达团队交过手的华润置地华东区招商经理王凯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相比较华润置地需要向总部或者大区报批的多线程管控模式，万达的管控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流程，体制上相对灵活且地方项目总经理权力较大。
但权力较大的背后也意味着万达职业经理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万达“审计通报”中涉及的牡丹江项目、西安项目、包括万达集团在2013年查处的漳州项目公司、江苏某项目公司，均出现了项目负责人“权力寻租”的行为。
为此，万达在今年年初宣布对所有万达广场综合体新开工项目都将实行“总包交钥匙”管控模式。由原先万达对项目工程一管到底转为由承包公司一包到底，包括项目的计划、质量、安全、成本等事宜，最后向万达交钥匙。
王健林认为这是万达集团制度反腐的重要举措。在他看来，不直接面对分包，可取消招标职能；分包单位的选定及组织建设，均由总包单位负责，总包单位在万达合格供方品牌库采购数据库里，自行选定分包单位、材料设备供货商，并执行万达采购数据中价格。王健林甚至把它定义为中国工程建设领域的一项革命性创新之举。
很显然，企业反腐势在必行，但在万达集团“由重转轻”进行转型的关键节点，已过花甲之年的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正试图尝试更柔软和高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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