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政府身上,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的问题。”话锋一转,张斌谈到信息对称的问题。
“比如你去商店里买彩电,他告诉你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你大概知道这个产品会是什么样。但你去医院开药,不管你好还是没好,都很难说服务的质量究竟怎么样,他给你开的药值不值。还有教育、养老等,这种服务类产品不是制造业产品,它是无形的。消费者跟供给者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就很自然而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张斌解释道。
在张斌的研究视野中,经济转型还需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金融体系,“如果不搞新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完成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只要认识字,认识那些房产证、出口的各种定单就可以审查放贷。因为制造业有个特点,产品是有形的,厂房、设备都可以拿来抵押,而且国际市场相对稳定,利润也相对稳定。这时候银行和企业都能赚钱。”张斌分析道。
“到了服务业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核心矛盾在人与人之间。我跟银行说:我来了,你给我贷500万。银行很难仅凭一个人的呼号或信誉,来放出贷款。制造业可以复制别人的做法,即使做不到别人的程度,模仿个七八成也能赚到钱。但服务业不同,服务业的失败率很高,门槛很低。”张斌如是谈及服务业与银行的新型关系。
“我在我们小区生活十几年了,我就观察我们小区门口的商业,小店铺基本上是三年一换,有的一年都做不到。服务业就是这样,你拿不出像样的产品,就没法向银行要求贷款,所以需要金融体系改革,来激励服务业发展。”张斌举例说。
“新常态”专治后遗症
随着大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与日俱增,很多地方需要大量投资,这仅依靠银行是难以实现的。“投资机会很多,关键是做什么样的投资,是不是能够引导资源向未来的服务业发展,引导民生方面的投资。”张斌说道。
政府在结构转型、经济下滑的压力下,往往出来刺激政策,通过增加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的需求,缓解工业品的压力。这种刺激政策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张斌认为,当高端基础设施越来越多时,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修第一条高速公路很赚钱,但修到第三条时就没那么赚钱了,因为有边际效应,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只有3%；第二,既然是刺激政策,就要在短期内拿出很多项目,那必然带来糟糕的设计,铺张浪费。
“你看看北京地铁,地铁就是地铁,什么也没有。在法国巴黎,地铁犹如一个庞大的地下超市,地铁站里百货、报刊、饮食、音像、图书、服装鞋帽、礼品等商业网点超过800家。这在极大缓解地上压力的同时,还带动了商业发展。有的城市高铁站前广场跟足球场似的,本来修高铁是为了节省时间,但这么大的站前广场,出站得20分钟才能走出来。”张斌说道。
铺张浪费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过剩。“在北京的CBD,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后面有很多在县城都很难看到的油毡房,全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违章建筑。如果从容积率上来说,这就是‘城中别墅’啊。我们的基础设施远没有做好,那些很小的、地下的、跟民生联系很紧密的,很多是不完善的。”张斌感叹道。
不当的刺激政策有后遗症,主要是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张斌认为,政府看到后遗症越来越多,不会持续出台刺激政策,所以有了另外一条思路——新常态政策。
“‘常态’这个词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经济学我们讲稳态,稳态是讲水平或者增长速度保持在固定的水平。在我看来,新常态的政策其实是对过去强刺激政策进行反思后,提出来的新的工作思路。”张斌解释道。
在记者问及政府政策是否到位时,张斌回答道:“政府也是在不断学习调整中,在应对经济结构挑战时,很多金融市场方面的改革非常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做得很好。金融市场改革真的是资本市场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力量对于公共改革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老讲政府职能改革,其实不应该把注意力全放在政府身上,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谁在推着它,哪些新的力量在推着它改革,市场的力量很重要。”张斌说道。
张斌以医疗改革举例说明,“过去到医院看病难。现在中国主要的风投公司最看中的项目就是医院,他们都在往里面投钱。过去私人没法做,政府都卡死了。现在这些钱敢进去了,这些钱不是盲目的,它会带来一定的变化。不仅如此,与医院同时兴起的还有制药、医疗保险、职业教育和房地产等众多产业。收益不仅在于短期,这些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交易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
在张斌看来,仅仅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意愿还不够,人和资本要进得去才行。把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打开,资源能够流入服务业部门,这需要放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部门的行业准入大门和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它需要打破诸多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也是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张斌恳切地说。
更公正地对待每个行业
如果想完成转型的腾笼换鸟、完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们得到更好的生活水准,仅仅依靠新常态政策是不够的。
张斌指出,整个社会不光是政府,都需要转身求变,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认识到转型。
中国悠久历史,有民族自豪感,同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很长的屈辱历史,这个背景使中国人有强烈的赶超意识。所谓赶超,其实是工业产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比拼,可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整个政府和精英阶层有强烈共识要发展工业。
“我觉得发展工业的思路大部分时间是对的,但到了社会面临经济转型时期,如果还讲‘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就很难想象能有真正有利于服务业的政策出台。这些理念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现在的突出矛盾不是在人和物之间,而是人和政府之间、人和企业之间,应该更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行业。”张斌强调道。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