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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庆/摄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为听众讲解“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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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了,就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脸、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新鲜的空气时,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型。
□ 本报记者 卢昱
4月25日上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斌做客“齐鲁大讲坛”,为听众讲解“时代的挑战—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政府、企业、百姓如何应对种种机遇和挑战展开生动论述,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祖籍蓬莱的张斌,温文尔雅,来到山东,倍感亲切。
这位40岁的青年才俊,瘦高个,着休闲服、牛仔裤,声音极富磁性。平时蜗居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甘当家庭“煮夫”。其余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观察、思考、写作中。
他对经济现象的捕捉和洞察,敏锐而深刻。“坦率说,我做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题目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做这个课题也是个人的兴趣,社会的转型发展渗透到个人生活,从远处看,变化的轨迹很明显。”
中国经济正积蓄能量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匀速的。经济增长是阶段性的,从高到低,由低攀高,是在不断积蓄能量。”依此规律,张斌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拉长一点时间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了,就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经济跨越“门槛”的标准,张斌借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提出人类发展三阶段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前工业社会,人跟大自然作斗争,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解决温饱问题。到了工业社会,核心矛盾是人和机器之间的矛盾。人类有越来越多的好机器,生产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产品。”
丹尼尔·贝尔甫一提出三阶段理论时,他认为只有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随后几十年里,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跨入后工业社会。张斌介绍道,其明显指标是:就业比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比重急剧下降,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基本饱和,以信息服务业为支撑的后工业社会逐步到来。
“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人们会把更多的钱放在教育、医疗、娱乐上,而不是继续购买汽车、电视机。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城市的过度扩张,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同时人们对服务业、对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对一些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对公共服务,乃至好的空气,这一系列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张斌谈到收入水平提高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铸就了社会转型的推力。
“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机器,而是更好的服务。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好,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也好,双方如何取得信任关系,改善服务质量,这是人和人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发展中最迫切,也是最大的矛盾。”张斌重申“服务”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重要性。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的,它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这背后隐藏的是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我用国际标准购买力评价,当收入水平在八千到一万国际元这个区间时,这个国家才可能发生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张斌解释道。
“回头来看中国,截止到今年,如果按购买力标准来算,我们也超过一万国际元。其实,早在2011年,我们就到了这个水平。如果和其他的国家规律一样的话,中国经济正处在高增长之后的积蓄能量阶段,或者叫调整阶段,在为向后工业化转型作准备。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从2008年以后工业部门占比在下降,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和国际经验一致。”张斌说道。
服务业需要金融体系改革
“如果转型顺利,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不仅仅吃饱肚子、消费工业品,在教育、养老、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福利也日趋配套,这才是转型的目的。为了适应新阶段,过去我们想当然的东西,都面临挑战。”张斌如是强调“转型”的必要性。
在张斌看来,虽然我国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但整个社会在供给服务,如城市公共服务、一般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过去我们是在陆地上跑,现在作了一个跳水的动作,要到水里去了,却发现水塘里没有多少水。”张斌形象地比喻道。
究其原因,张斌认为表面上问题出在政府,“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第一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第二是该管的没管好。就像现在医疗、教育,包括交通的服务,本不需要政府去管,但政府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最后限制了发展。”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