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现在的“伪基站”全部设备仅一个背包大小，绕着售楼处走一圈，购房者的电话会被“一网打尽”。然后，将抓取来的电话号码导出，就可以交给Call客拨打营销电话了。
一位曾做过Call客的民办高校教师对经济导报记者回忆称，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拨打招生电话，“就在电脑机房，每人一个工位，通过类似SKYPE的电脑软件拨打，在界面输入手机号用鼠标点击就能拨出，资费很便宜。”据悉，教育部也是发布上述《行动方案》的13部门之一。
至于手机号码的来源，这位老师表示，都是负责招生的老师从各地发回来的、学生家长登记的电话，“拨打来路不明的号码，会影响工作节奏。”
由此看来，电话营销最基本的要求是精准定位客户的电话号码，而通过宣传活动、来访登记等形式获得的客户电话无疑是最精准的，售楼员“电话营销=电话回访”的观点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时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包括《行动方案》点名的房地产行业在内，各行各业的营销需求大增，于是“各开发商开始与营销公司合作，拓宽楼盘销售渠道。”柳廉恒表示。
柳廉恒认为，与营销公司合作，在房地产开发商的营销体系中只是作为辅助补充，后者进行‘广撒网’式的营销，对前者精准的营销模式形成“查漏补缺”。
营销公司自然也希望电话营销能对客户精准定位，但显而易见，营销公司没有开发商或学校那样的条件，为目标客户精准“画像”，“他们精准‘定位’的，只有目标客户出现的售楼处。”郭涛判断，售楼员之所以被推销楼盘，就是因为手机号被伪基站抓取到，并被Call客判断为购房者了。
靠大数据整治“Call客”
通过抓取的地点，来为手机号主“画像”，并为产品营销精准定位，郭涛将这种模式定义为“大数据分析”的初级形态，而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需求，继而针对其兴趣进行营销活动，“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常见的营销模式。”
对于Call客来说，初级形态的“大数据分析”远远不够，把售楼员判断为购房者的“笑话”时常发生，但“如果将手机号主出现在各楼盘周围的频次叠加分析呢？这既能排除售楼员，又能对购房者的看房偏好加以分析。”郭涛表示，随着数据的丰富，手机号主的“画像”也会渐渐清晰。
“很多个人信息数据不光是被伪基站‘抓取’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不注意保护。”柳廉恒称，包括他自己在内，不少人都不介意以个人信息换取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比方说外卖，我们不吝于将家庭住址、手机号等信息告知他人，以换取更便捷舒适的就餐体验。”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行动方案》有“依法严厉打击各行政机关和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物业、物流、寄递等重点单位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的部署，说明在个人信息的源头上，已经可以依法打击故意泄露的行为。
上述售楼员也表示，顾客留下的联系方式受到了严格保护，“售楼员要是故意泄露，一经发现马上开除，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报案。”
去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将入罪。
郭涛认为，这种有量刑标准、具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非常必要，“互联网营销模式发展飞快，一些亟待司法定性的营销行为层出不穷，故而这些解释出台越快、越多、越具可操作性，Call客等营销行为越能规范。”他还建议，相关立法应加快脚步并适度超前。
除了严查个人信息泄露关，郭涛还建议通讯运营商同样运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也为Call客们“画像”，“哪些手机号在短时间内频繁单向拨号？这些手机号申请时间有多久？有没有被第三方标记为‘广告推销’等标签？这些都是可供分析的大数据。运营商应该主动出击，直接铲除骚扰电话，或主动为相关部门的整治提供线索，最终净化通讯环境。”
“科技当以人为本。”郭涛表示，“大数据分析不应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障碍，更应成为隐私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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