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我住房的楼梯间，还珍藏着30多年前大学毕业捎回来的4把暖壶。
前些年，每逢节日卫生大扫除，妻子都会嘟囔：这些暖壶谁还用?一直放着它干啥?扔了吧。我总是慌忙制止：一定要放好，这壸里有故事。一见到它，我似乎又能回到美好的大学时代。
由于我在新闻写作上有点小名气，1984年4月被调入报社，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过了半个多月，上级有关部门要定向招收一批学生，主要是为没有学历的新闻记者们补上这一缺憾。一个报考名额下到报社后，领导想到了我，并鼓励说一定要珍惜这次不可多得的报考机会，争取考上。但报社眼下人手少，工作多，只能业余时间复习迎考。由于我调到报社的记者部，没有练兵就成了主力，采访和写作任务很繁重，又通宵达旦攻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考试内容，我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一天晚上，妻子去酒厂上夜班，我一个人在家学习，由于用脑过度晕倒了。幸亏父亲和母亲来到我家里找我有事，发现我昏睡不醒，急忙大声呼喊。
应该说是上天的眷顾，1985年7月的高考，我竟然榜上有名，被南京师大新闻系录取。已经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了，我还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是不是在做梦?
为了多学东西，上大学后我拼命学习。入学伊始，早中晚三餐后，我都是提着一壶水就向教室里赶。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时常是我一个人在看书学习。我们班有几位走读生，他们吃完饭就往学校赶，见我的课桌旁总是放着暖壶，便自带水杯到我这里讨杯水喝。我总是站起身热情地为同学们添茶叶，又为其斟水。老师走上讲台上课了，看到他们讲课讲得口干舌焦，却喝不上口水，我心中不安起来：老师讲课更需要喝水呀?
下课后，我匆匆走进学校小卖部，又买了一把暖壶、水杯和档次高一些的茶叶。班主任魏凤娥老师走上讲台上课时，发现面前的讲桌上，绿油油的茶叶还在刚刚斟上热水的崭新水杯里上下沉浮，一把新暖壶也在讲桌一旁的地面上放着。她先是一惊，接着两眼放光，轻轻摸了一下热乎乎的杯子，深情地望着全班的学生轻声说：“谢谢同学们，从这杯茶水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求。”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我心里暖暖的。
后来，随着课程开得越来越多，讲课的老师也多起来了。我为老师们买的茶杯也从一两个逐渐增加到八九个。为防止老师们相互用错，我又一一贴上“x老师专用”的纸条。
由于为老师配的茶杯较多，我不得不加强管理。每一位老师下课离开教室后，我就把他的杯子刷净放在桌橱里，而按照课程表把应该上课老师的茶杯取出来，沏茶以待。如此循环往复，从不停息。
就这样，我们班级无论哪位老师走上讲台，都有浸满茶香、散发着热气的水杯早已在恭候着他。
再说课间休息时喝水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原来的两个暖壶提水，已远远不够师生们喝了。于是，我又买了两把暖壶。每次下楼提水两只手各提两壶，一口气上四楼，虽累得气喘吁吁，可觉得老师和同学们因我而喝上水，无口渴之忧，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这样，我慢慢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义务茶水供应员”。可就在我走进大学才一个来月的一天傍晚，突然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说我的岳父不幸因病去世了，让我火速回家。我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马上向老师请了假，星夜启程。
当我千里迢迢从家归来，前后虽仅三天时间，可班里同学们见了我都说：“你这一请假可麻烦了，同学们喝不上水事小，老师们在讲台上也看不到他们熟悉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茶杯了。教文学理论的吴老师在其他班级讲课，讲得口渴了到我们班里来找水喝没喝上，问同学，陈奇呢?当得知你请假回家了，吴老师喃喃地说，陈奇不在，水也就没了。”听同学们说到这里，我遗憾极了，身上直冒汗，都怨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安排其他同学代我尽供水之责。有了这一次教训，在整个大学期间，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三九寒冬;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我虽然也身上患过病，脚上长过疮，走路一瘸一拐过，可老师讲台上的水杯总是热茶满满。我手里的4把暖壶每一天都在掂上掂下，从没有停息过。
大学毕业时，我们班的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在离校的一队队、一群群毕业生中终于找到了我。一阵紧紧握手后，她让我从提包里找出人手一本的《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纪念册》，她掏出笔来，在册子里挥笔写下四个大字：堪称吾师!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每每看到这4把暖壶，再摸摸那因长时间掂水而被磨得滑溜溜的把手，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里：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又口渴了吧，我还想继续为您提水倒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