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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代作为农民军领袖又能和江口沉银遗址产生联系的，只有张献忠一人，故金印也很大可能为张献忠本人印信。张献忠旗下的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虽然在大西军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亦无可能获得“元帅”称号。
部分研究者根据印文中的“永昌”一词，认为李自成曾建年号“永昌”，故该金印主人当为李自成。但李自成建元“永昌”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而该金印是在“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一月，且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正月已自立;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称“新顺王”，不太可能再自封为“永昌大元帅”。
李自成农民军不用“印”字入印，这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大顺军印章中已得到证实，大顺政权曾颁布了为李自成及其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28]“印”传为李自成父李守忠的别名，[29]虽然癸未年在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颁布避讳规定之前，但李自成在此前也不太可能使用“印”字。
另崇祯十六年农历十一月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在不同区域作战，李自成“十月李自成与明孙传庭军激烈厮杀，之后西进陕西”;而张献忠此时在取得湖南等地节节胜利，正准备年底向西入川，此后双方政权除在川北发生冲突，再无大规模接触，此金印作为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出现于江口沉银遗址中，断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印信。
“永昌”一词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历史上晋元帝和唐睿宗均曾使用“永昌”作为年号，说明其更多代表着长久的含义。《明史》亦记载了天启四年发现秦玺，“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30]故断不能通过“永昌”判断金印属于李自成。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一月。张献忠于该年五月攻占武昌，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此后向南进军，陆续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次年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占领成都，其后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5/10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