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种不培植私人势力的公心,得到了当时和后人的认可。有了大批人才,元朝出现了被称为“延祐之治”的盛世。
离了官场又回官场
在趵突泉公园东门内,一方透漏奇石高耸,是趵突胜景之一。这方奇石名为“龟石”,来自张养浩在济南的居所云庄。
“我爱云庄好,柴门俗客希。行田虫扑帽,坐树蚁缘衣。云水一铜镜,霜林万锦机。东岗陂故在,辞聘未全非。”
张养浩曾写下一组名为《我爱云庄好》的诗,来赞颂自己的家园。彼时的云庄,梨、杏、桃、柿成林,林边建绰然亭,面亭开凿云锦池,奇石耸立,位置就在今天济南天桥区柳云社区附近。
当年张养浩身居高位,为何离开官场,回到田园?
元仁宗去世后,元英宗继位,张养浩仍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上。公元1321年,元英宗登基后操办的第一个元宵节,“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打算在宫廷内制作灯山,以供赏玩。
张养浩听后,毅然上疏谏阻:“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
元英宗看过奏章后大怒,但考虑后又转怒为喜,不仅停止了操办,而且还赏赐了他。当外人认为倍极风光的时候,张养浩却在当年选择了辞职返乡。
返乡八年,张养浩在济南建立了“云庄”。他身后的元朝宫廷,风云突变。公元1323年元英宗被刺杀,五年间朝堂换了三位皇帝,大元帝国开始由盛转衰。
乱世之中,朝廷先后六次以高官征召他,但他都坚辞不就,洁身自好,超然物外。
直到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陕西、河南的饥民达到了67万户。朝廷征召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负责赈灾事宜。“民苦饥馑,而吾宁不为之起乎?”虽然官职并没有前几次的高,但张养浩却临危受命,赴陕赈灾。并于行前做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
他一路上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急灾民之所急:打击囤积居奇,杜绝发灾难财；拿出官府积蓄,大力赈济灾民。
在尽力庇护生民百姓的同时,张养浩置自己的身体性命于不顾。“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
《三事忠告》警世留芳
据济南文史爱好者陈明超介绍,如今许多学者也都开始重新审视张养浩,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
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民生的态度和《三事忠告》等著作中,即使今日看来仍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三事忠告》是《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及《庙堂忠告》三书的合称,分别作于不同时期。
他在担任堂邑县令时作《牧民忠告》,就审理案件、管理部下、救民消灾等问题专门作了议论。他认为,要养民有道,要让孩子有学上,让孝义存于家,要少实行酷虐的法律,官员要洁身自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百姓的父母官。三年间,在张养浩的治理下,堂邑县成为了耕者有其田,商贩手工艺者富足,老幼尊章守法的好地方,因此深得百姓爱戴,也为他成为帝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等到成为监察御史后,他敢于直言面谏,为民去忧,以致罢官。他在此时所作的《风宪忠告》和《御史箴》中指出,作为御史,不要沽名钓誉,不要害怕失去官职而做和事佬,不要以小节而弹劾官员,不要无谓的多兴大狱,而应该以“明风纪之要”为己任,刚果正直,激浊扬清。
正因为观点鲜明有据,《风宪忠告》和《御史箴》成为了后来历代官员案头的必备书籍,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以参议中书省事进入国家政权的核心层以后,他写下了《庙堂忠告》,告诫统治者一定要以“重民”为执政的根本。同时,他认为明哲之人,应当激流勇退,所以毅然选择了辞官归乡,表现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大智慧。即便朝廷以高官相许,但只要百姓安居,他也就不再出仕。
然而当陕西大旱百姓遭难时,张养浩立即出仕救灾,在去陕西的路上写下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名篇。
在陕西,他十分强硬地整顿吏治,杜绝救灾舞弊现象,毫不手软；但面对百姓所受的灾苦,他却痛哭流涕,甚至为了祈雨而长跪不起。他作《哀流民操》、《为民病疫告斗文》等文章,深切关注因为灾害而流亡和生病的百姓,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安康。关中的百姓,听到张养浩去世的消息,悲哀痛哭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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