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地官·司徒》: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按照《周礼》的记载,“地官”的主要职能是司掌邦国的教化,但这一官制的设立却内涵着生态观念下的哲学思维,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地官·司徒》:天职生覆而为万物之所资始者,主乎道；地职形载而为万物之所资生者,主乎化治。无所不覆,而以道为本,故掌治者谓之天官；教无所不载,而以化为本,故掌教者谓之地官。
“天职生覆而为万物之所资始者”——“天官”的职能覆盖着所有的生命,也是万物滋生之始；“地职形载而为万物之所资生”——“地官”的职能承载着有形之物,也是万物滋生之本。此说本于《列子》而有所发挥。可见,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天职生覆,地职形载”生态观念下的哲学思维,应该肯定,这一哲学观念的形成是基于生态秩序的认识,与《周礼》“地官”的设立是因果关系。
从以上对“天官”、“地官”立官思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官制的产生和见载于《周礼》是早期华夏人类综合社会知识的反映。其中有哲学的物质生成认识论,有远古时期的自然辩证观念,以至于天文历法观念,有物(自然物质世界)我(人类本身)和合而共存互利的观念——这是《周礼》“仿生态伦理”可以形成和存在最重要的思维形态,也是研究这些问题最重要的理论。
“四季”设官分制的仿生态伦理观念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概念见于《周礼》(或《周官》)而分别官制设立的依据是什么?历史上基于东汉郑玄的解说之后作了一定的发挥,无论如何发挥,都不出郑玄解说的本义,为今天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留下了重要的文献。
“天地”作为广义的生存物质形态本身而成为人类生存中的认识视阈,是从人类完成了认识物质世界的智能进化开始的。至少在原始社会中期(中石器时代),华夏人类已经具备能动地基于物质世界创造物质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的智慧,此时,华夏人类文化心理深层虽积淀着原始的“物我混同”观念,但与物类的长期接触和生存中的物类利用,已经形成了与物质世界中物类对象化关系的认识,“天地”作为物质形态的认识对象的认识也形成了——这是人类创造文化和不断地创造文化思维功能的标志(特别是人类区别于高级灵长目动物的类本质条件),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类属的“类本质”,创造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也可以称为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认识自然物质世界是人类创造文化和继续创造文化所必须的,不断地“自然人化”是“人”类本质最重要的标志。
天地的开辟,四季的分别正是原始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伟大创造——它不仅是文化,而且是人类发展史中文化创造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晚期原始社会,四季判别是历法产生的标志,和原始天文学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早期人类认识了天地开辟,认识了四季判别,都是从认识生态这一最基本点上开始的。我们承认“天地”是生存物质形态,我们就不能否认,春、夏、秋、冬四季的生存形态属性。《周礼》以四季名官,当然是综合了天文历法的知识和内容,基于天文历法是产生在认识生态中的“仿生态思维”,因此,《周礼》设立四季之官,与生态伦理观念就具有必然的文化亲缘关系,而且从周人的生存观念上论,《周礼》四季官制最重视的是四季的生态秩序。
春、夏、秋、冬四季之分,作为历法之初与原始社会神话有着诸多的联系。春,对应着神话偶像“句芒”；夏,对应着神话偶像“祝融”或“后土”；秋,对应着神话偶像“蓐收”,冬,对应着神话偶像“玄冥”。这些对应着季节的神话偶像同时也对应着四个空间方位即东、南、西、北,夏、商、周三代产生的天文律历之书便沿用了神话时代记历的名义。其中不乏原始宗教伦理观念,或者说,三代历法仍存在着原始宗教内容,这原始宗教形成的前提是建立在早期华夏人类对生存物质形态认识基础之上的。《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郑玄注曰:“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
不难看出,其中所潜存着华夏早期人类宗教伦理下的生态观念。“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是宗教行为,也可以说是宗教伦理,祭祀对象却属于生态范畴的,而且,按照郑玄注祭祀“五官之神”的“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本身就内涵着很深厚的生态因素,或者说,五个名义本身就是基于生态而确定的,因为它们对应着木、火、土、金、水五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据此,也可见到,在西周时代,祭祀四方对应着五个神话时代形成的“神”的名义,祭祀四季同样有五个神话时代“神”的名义,一如前述,五个神话时代“神”的名义本身就显示着突出的生态观念——《礼记》、《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中有着广泛的记载。《周礼》以春、夏、秋、冬为设官名义,自然有着深厚的原始文化积淀,与“天地”官设一样,其中最可重视的是仿生态伦理观念和宗教伦理,它构成了《周礼》设官取义最重要的文化延续。
《周易·系辞》上载曰:“……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系辞》强调的是“四时”的“变通”,也就是四季物候的变化。四季物候变化是人类的感知,如果没有人类的感知,也就无所谓变化。同样的道理,四季物候变化所出现的特征以及理性总结也是人类完成的。早期华夏人类重视生态秩序的原由有着复杂的文化基因,但不管文化基因多么复杂,有一点是不变的:祈愿天人和合,必然产生的结果则为物阜民安。宋王昭禹《周礼详解》解说《周礼·地官·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曰:“……以其地中,故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皆得其正矣。夫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有余、不足,皆非天地之中,惟得天地之中,然后天地于是乎合,故曰天地之所合也。土播于四时,所以生长、收藏万物。一时之气不至则偏而为害,惟得天地之中,然后四时于此而交通,故曰四时之所交也；风以散之,雨以润之,偏于阳则多风,偏于阴则多雨,惟得天地之中,然后阴阳和而风雨以序而至,故曰风雨之所会也；独阴不生,独阳不成,阴阳之和不成则反伤之形,惟得天地之中,则无愆阳伏阴,阴阳于此调而不乖,故曰阴阳之所和也。合以体言,交以序言,会以时言,和以气言,天地合,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如此,则无乖戾之气,无疾疠之灾。有生者遂,有形者育,则万物以之而阜安。”这是对《周礼》设立“六官”制的准确解释,也是具有科学性的总结。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