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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记录六官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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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延良
《周礼》,历史上也称为《周官》,是西汉初年发现的文献。汉代以来,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迹”,出自周公之意而编订,《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存在着悬疑,但无论如何确定《周礼》为先秦旧籍是没有问题的。
《周礼》属于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范畴。它的主要意义指向是“官制”,细审其中所记载官制与官制的职能,所蕴含的思想,可以大类为道、法、阴阳思想,与春秋时孔子思想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判定《周礼》是在孔子建立儒家思想之前就产生了,所涉及内容极为丰富,为上古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周礼》以六官的官制作为分属,即“天、地、春、夏、秋、冬”。所谓“六官”。以天地、四时分制设官的思维本身已经暗示着本于自然用为人世的心理动机。这种心理动机的形成,与上古华夏人类的生态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如此设官本身就是基于生态观念的仿生态思维。仿生态思维是先秦文化突出特征之一,它与“天人合一”观念是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最重要的社会祈向是物阜民安,这在历史文献中有广泛的记载和论述。
“天官”“地官”分制的本体与生成观念
“天地”之官与“天地”两者之间存在着早期华夏人类认知中文化同源的深刻联系。“天地”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华夏人类对它的理解和认识观念,至少在原始社会的中石器时代就形成了,可以分界出四个含义:第一,广义的自然物质形态,它们覆盖、承载着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界的生物与无生物,“天地”覆盖和承载的一切有生物、无生物的存在,换言之,人类所能认识到的有生物、无生物的存在,是以“天地”的存在为条件。因此,它具有无限的概括性,这一广义生存物质形态,可以称为“天地”。第二,自然物质形态抽象的物质属性。“天地”是广义的生存物质形态,所以它也存在着物质形态的物质属性,古人把“天地”的物质属性抽象为“阴阳”,“阴阳”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第三,哲学认知的物质产生论。“天地”作为广义的物质存在,早期华夏人类就它的产生作出了哲学的思辨,即所谓的“天地开辟”,古人称之为“两仪”——“两仪”可以等同于“天地”,所以称为“两仪”,是哲学的抽象。第四,古人认识并总结和界定“天地”存在、运行的规律,这里直接关涉到的对象就是天文历法,“阴阳”成为古代天文历法理论意义的主体支点。
不难看出,以上概括古代华夏人类认识“天地”并付诸《周礼》官制的建立,是文化的综合现象,都联系着与人类有直接关涉的生存形态——“天官”、“地官”渗透着对生态秩序的认知。换言之,《周礼》中确立的“天地”之官,我们所概括的四个含义与“天地”之官都存在着表层和深层的联系,生态秩序便是贯穿终始的认识论。下试考之——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唐賈公彥疏引《郑目录》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统理万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总御众官,使不失职……
郑玄认为,《周礼》中所以设“天官”的思维依据是以“天”为“象”——“象天”,就是以天为参照,“天”与“天官”潜存着象喻关系,“天”与“天官”有一个契合点就是“统理万物”,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功利指向仍然是“统理万物”。“统理万物”是“天”的功能,象“天”之官也具备“统理万物”的能力,其中暗示着政治伦理,而这一总体上的政治伦理的产生、形成却是以生态为条件——“统理万物”,“万物”是物质存在形态的社会化,“统理”就是观照自然物质社会化的秩序形态,它是基于生态条件下的人化判断。“天官”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地官”也是以这样的认识观念为前提架构。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唐賈公彥疏引《郑目录》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众徒。地者,载养万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扰万民。
“天官”是以“天”为参照,“地官”就是以“地”为参照,郑玄所说的“象地所立之官”便属于这一认识思维之下的解释。与解释“天官”一样,虽然简单,但郑玄所解是正确的。“象地所立之官”的判断,同样提出了一个象喻关系的问题,“地”与“地官”是象喻关系,它的契合点就是“载养万物”——“地”可以“载养万物”,“地官”也应该具备“载养万物”的条件。与“天官”一样,是以生态秩序为前提的政治伦理。“载养万物”的认知和抽象,首先是生态秩序的认识,“万物”是物质存在形态的社会化,“载养”就是观照自然物质社会化的秩序形态,它是基于生态条件下的人化判断。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