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他是谁啊?”头戴花环的3岁小女孩指着诗人北岛问她的爸爸。北岛的老朋友评论家李陀回答了现场很多小朋友们的疑问，“你们知道北岛吗？你们的父母哥哥姐姐都知道，那个瘦瘦、戴眼镜的就是，他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他为了孩子花了几年时间编这个诗集，就叫《给孩子的诗》。”
8月17日下午的这场诗歌朗诵会，是诗人北岛多年来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为他给孩子们编选的诗集《给孩子的书》而来。在现场，来了几十位孩子，从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他们才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主角，他们就只是为诗而来。10多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孩跟着老师一起念，有时都念不齐老师读的句子；那些和北岛儿子兜兜年纪相仿的学生，念起兜兜最喜欢的威廉·布莱克《老虎》时，也不由自主地被诗歌带动，韵律和节奏很自然地起来了；再年长一点的学生，念着舒婷的《致橡树》“如果我爱你……”，也许在她心中爱情已经萌发。现场也有国际学生，用各自的母语朗读威廉·布莱克《老虎》和谷川俊太郎《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
李陀在发言中说，《给孩子的诗》不只是给五六岁孩子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也可以读，“现在给孩子的好读物太少了，大都教科书里的东西，但这里并没有最好的文学、语言给孩子。所以北岛说，我们能不能给孩子做个事情，把古往今来、 比较好的诗歌都编在里面。”《给孩子的诗》里101首诗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诗。“这是不是对孩子深了点？我觉得没关系。”李陀说，孩子读诗最重要的是从小接受好的语言诗歌和想象。
诗歌朗诵会上还来了华师大一附中校长李支舜和复旦附中老师黄荣华，他们这两位语文老师同时也是北岛的粉丝。黄荣华老师在发言前先熊抱了下北岛，然后他说，对中学的诗歌教育“不只是不满意，还感到悲哀”，“诗性是人心善的最美表达，在整个中学教育对诗歌的教育是没有的，不仅高考作文写作把诗歌除外，我们老师平时教育和社会环境都没有诗歌。” 李支舜校长也对诗歌教育的匮乏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从高中、初中、小学到幼儿园，升学压力给孩子和家长过多的枷锁，使得他们没有空间碰到诗歌。高中三年只有一个单元有新时代诗歌，而且我也不满意。整个教育界缺少诗的土壤和氛围，他们碰不到诗歌，还不让他们碰。我感到担忧。”其实这一现象不仅是大陆教育界的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林道群说，香港的诗歌教育也很糟糕，小学国文教材课文都是编写的，而不是选用经典作品。
诗人北岛对着那么多小朋友，在现场没有谈太多关于诗歌的话题。他朗诵了2首诗，其中一首《一束》是他跟所有孩子们一起朗读的。在《给孩子的诗》出版后，诗人北岛也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对于为何在《给孩子的诗》里选择自己的作品《一束》而不是《回答》，北岛对记者说：“《回答》对孩子来讲不合适，因为这首诗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特殊的转折点，对孩子来来讲，他们很难理解这段历史。《一束》是讲爱情，但非常含蓄，那时候没有一句‘爱’字。而且转折也非常有意思，转折里讲了深渊，是很复杂的爱情。我完全是靠自己的感觉，甚至我也完全没有考虑地域、语言、文化，还是考虑到增加它的丰富性和经典，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诗人北岛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他记忆中小时候的学校课本中没有太像样的诗，“我印象中很早就读过贺敬之，郭小川是到‘文革’的时候，很多人读过他的诗，喜欢他的朗诵。”他现在编选《给孩子的诗》，最初就是为了儿子兜兜，“我儿子兜兜，上一年级，课上有一个普通话的朗诵比赛。那次突然拿了一首诗，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活动。我看了一下那首诗《假如我是粉笔》。 我当时看了印象很深，才发现原来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读本。我想能不能试着编一本书。正好我当时生病了，也搁置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助手帮我初选。当然也在不断挑选，有些仍然不合适，我自己要甄别、筛选，怎么给孩子们。其实这个标准很难用文字说出来，这是一种感觉。”
编选这本《给孩子的诗》，北岛其实也花了两三年时间，在编选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一直在调整，“最开始没有很好的版本，后来想，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用给他们太多局限。”北岛对记者说，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小孩，只有六岁，他跟兜兜玩得很好，“我让他看了教材，他读了三首，都感觉很好，而且他喜欢阿米亥（以色列诗人），有一个《嘎吱响的门》，他觉得很好玩，也就是说这首诗连六岁的孩子都可以。所以这种东西是不可测的，他有很多想象力。”
在北岛看来，在儿童身上，应该彻底改变、颠覆原来的想法，“很多孩子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以前的想法受到了限制。”北岛认为，在孩子的概念里没有“艰涩”，诗歌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分段，“根本不需要去区分。”
诗歌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北岛的回答是：“给孩子这样的句子，就是给孩子充分的想象。现在我教的班里一些同学没时间读书，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灌输，越来越严重，现在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这是非常危险的。”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