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的研究领域，戚其章是一位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学者。他的《甲午战争史》《甲午战争新讲》等著作，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著作。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后辈学者和读者仍将受惠于他的历史研究。
1979年，55岁的戚其章调入山东省社科院。一般来说，到这个年龄已趋退休，他却意气风发，驰骋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此后的33年时光，写作、主编、编辑了各类著作，约计1500万字。
因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戚其章被誉为“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其中，代表作《甲午战争史》影响最为深远。对于这本书，日本《东方》杂志评论道：“戚其章先生的成果不仅提高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水平，而且奠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
戚其章认为，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并促成了晚清社会的近代化改革思潮由前期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的比较完全的形态转变。”200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戚其章如是说。
为刘步蟾翻案
大学毕业后的戚其章投笔从戎，1949年开始，先后在多所军校任教，不料一场大病突如其来，改变了他的命运。病愈后，他很快投入了写作，小书《趣味射击学》正是这时候完成的。
195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几位老人在谈论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故事，“惊喜战争的亲历者仍有人健在”，便利用空闲时间，戚其章骑着自行车，在威海、荣成、文登一带，探访亲历者。
这一时期，戚其章听到了不少刘步蟾的故事，刘是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1947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他是“卑污的懦夫”，其罪名是“擅自改阵”、“违反议定的阵势”、“企图居中躲避炮火”等。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上映，刘步蟾被塑造成贪生怕死的人，恶名昭彰。
亲历者、知情者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对刘都极力称赞，有口皆碑。如原‘定远’号水手陈敬永说：‘刘船主有本事，也有胆量，全船没有一个孬种！’”。之后，戚其章又查阅资料，确定刘步蟾之恶名最初出于英国人泰莱的诋毁，于是，写文章予以重评。不过，文章寄出，遭遇了退稿，被认为“不宜发表”。
“文革”中，戚其章因为为刘步蟾翻案，被打为“右派分子”，定为“反动权威”，被迫前往乡下接受“劳动改造”，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停止学术研究。
1977年11月，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书稿讨论会上，戚其章作了《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的发言。这一发言，开启了重评刘步蟾的学术论战，最终，学者们大多对刘步蟾持肯定态度。
纵横研究填补空白
1979年，戚其章调入山东省社科院，他把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定位为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专著不断出版面世，其中《甲午战争史》一书引起广泛关注。
在戚其章看来，甲午战争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几次海战和陆战的历史。《甲午战争史》出版前后，他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出发，从纵、横两个维度来探讨这场战争：纵向的维度，研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横向的维度，将甲午战争放入当时的国际背景，考察战争前后涉及的外交关系和国际法。
以横向维度为例，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即有研究国际法、国际关系的著作出版，包括1896年有贺长雄著《日清战役国际法论》、1899年高桥作卫著《日清战争时期的国际法事件论》、1900年关善次著《日清战役外交始末》等。“这些著作极力宣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不遵守国际法，而日本则始终严格遵守战时国际法及国际惯例，以争取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支持。”戚其章认为，此类著作存在“共同的要害”，“就是用国际法的术语做概念游戏，甚至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以误导读者和世界舆论。”
与日本相比，当时中国出版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图书，大多由资料汇编而成，要么是报刊文章的结集，要么是亲历者的著述，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甲午战争研究。对于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关系，中国于1930年代才陆续展开研究，日渐丰富，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全面考察这一场战争，可以说乃戚其章一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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