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连人都没生过，拿什么质疑人生?!”《失恋三十三天》里，大老王大骂黄小仙。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没生过孩子，你的人生就不完整。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生孩子大致有两种原因：不想生和不能生。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平均每8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问题，不孕不育率达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15%-20%，治疗失败的约占66%。此外，随着国内二胎政策的放开，对于一些想要孩子但已不能生育的人来说，“借腹生子”的需求明显大增。
一个庞大的“地下代孕王国”由此“蓬勃发展”。
“借腹生子”产业链
2月18日，以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为主的四川锦欣生殖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锦欣医疗”)谋求港股IPO，发布了一份招股说明书，引发了市场的轩然大波。
这份招股说明书提到，据美国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研究，全球不孕症患病率从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国2017年也达到了15.5%。这就意味着，中国2017年约有47.7百万对不孕症夫妇，预期于2023年将增加至约5620万对。而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末中国育龄妇女人数为3.46亿人。
两组数据结合意味着，每100名育龄妇女中，有近14人无法正常生育。然而，锦欣医疗称，2017年中国的辅助生殖服务渗透率仅6.5%。辅助生殖被描摹成一个高速增长、前景广阔的好生意。
事实上，代孕这项“产业”早已从海外蔓延进国内。
“海外代孕很麻烦，花销也大，我们现在都转做国内代孕了。”当21新健康记者以需要代孕为由咨询某“地下”代孕机构时，工作人员说道。
而在代孕市场，“人”也变成了“人”的工具。
“我大学刚毕业，需要一笔钱出国，你们这边还需要代孕妈妈吗?”以想做代孕妈妈的名义，21新健康记者联系到了武汉的一家代孕机构。
“可以的，还在招人，”这名工作人员介绍道，“但是需要住在武汉，我们这里会有保姆照顾。”
“生完孩子之后，你总共可以拿到20到26万。”边说着，该工作人员边给记者发来了代孕的佣金介绍，林林总总共十几条，详细列出了对代孕妈妈的健康要求和报酬说明。
“个人隐私方面有保证吗?”记者问道。
“放心，绝对保证您的个人隐私。”该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表示。
21新健康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存在大大小小的代孕机构，总共诞生了多少代孕婴儿尚无法统计。但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一家AA69代孕网表示，其网站自2004年创建开创中国代孕行业至今，已成功诞生1万余名婴儿。
以下是21新健康记者整理的部分代孕机构的价格：
此外，还存在着各种五花八门的代孕服务。
21新健康记者走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越秀院区)妇产科，发现在女厕所遍布着各种代孕产子的小广告，即便是墙面上贴着醒目的“禁止贴(写)小广告，违者罚款5000元”，也无济于事。如“试管供卵代孕包生男孩”、“包男孩、包怀上、包成功、不成功退全款、7周验性别”等小广告随处可见。
记者联系到广州的一家代孕机构，表示想做志愿者，询问价格。
对方以为记者是询问供卵的价格，便要求记者将个人资料发过去。“看你的基础条件，价格在1万到5万之间，你填完资料，我们会给你一个合适的价格。”
“代孕的话，代妈到手是17万。”该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记者又以寻找代孕妈妈的名义联系到了成都的一家代孕机构，该工作人员热情地给记者介绍了代孕流程。
“其实很简单，来成都先考察我们的机构，然后签单，促排卵，取的过程不会耽误多少时日。”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代孕妈妈百分百是中国人，可以选择。”说着，该工作人员给记者发来了多位代孕妈妈的照片，包括居住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该工作人员发来的照片全是高清无码，上图马赛克是记者自己打的。代孕机构所谓的“绝对保证个人隐私”可见一斑。
“全包的费用是多少呢?”记者问道。
“全包65万，选性别的话是85万，想要双胞胎或龙凤胎再加10万，但不能保证成功。”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失败就按照选性别包成功85万计算。”
对此，某三甲医院生殖健康科医生对21新健康记者表示：“显微镜+操作系统估计需要几百万的成本，以他提供的信息来看，性别是怀了以后看B超筛查，不是通过做pgd筛。对比医院促排加取卵总共也就3-5万、移植一次几千元的花费来说，非常暴利。”
而对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风险问题，该医生向记者说道：“类似机构可能会花钱从医院请在生殖健康中心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前来操作。”
据记者了解，“包生男孩”这一项，说起来容易，对代孕妈妈却是极其残忍的，因为一旦发现是女孩，就要做人流强行打掉。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表示，妇女与妊娠有关的死亡率很高。中介不会告诉代孕母亲，给别人怀孕，有可能给她们躯体上心理上带来长期风险。
“我们公司做这个已经8年多了，从未出现过代妈的问题，怀孕期间还有医生的保胎和后勤管理。并且生产这块我们从孕妈怀孕3个月开始就在三甲医院建卡，直到出生都是全程医院进行。当然，出生时是选择顺产还是剖腹产，是医生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的。”上述成都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道，“整个体检包括抽血，都是在三甲医院，试管移植是在我们机构。”
工作人员还表示，“我们整个实验室是层流的，做到百万级空气无菌净化，视频中有操作热台、培育箱、养囊箱。”所谓层流，就是空气净化无菌操作。该工作人员还强调，实验室工作人员“百分百是三甲医院临床医学专家”。
法律伦理风险大
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这一规定“形同虚设”。
在国内，不管是代孕妈妈还是雇主，他们与代孕机构签订的任何合同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并且由此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也不能忽视。
2012年，《厦门一“失独”家庭请人“代孕”引发抚养权官司》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来自厦门的王立(化名)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在女儿因车祸不幸死亡后，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变成了两口，成了“失独”家庭。
妻子年纪大，不能再生育，夫妻俩为了再要一个孩子，通过代孕机构认识了王娟(化名)，请她帮忙代孕。
据王立介绍：“当时说好代孕期间生活费是每月5000元，抱小孩时再付20万元，不过没有签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后来，按照王娟的要求，王立每月给她的生活费提高到1.5万元，先后给了20多万元现金。
在妻子的默许下，王立和王娟保持了一年多的性关系，在2011年8月生下女儿小米。然而第二年3月，生下女儿的王娟却以爱女心切为由，拒绝将孩子交给王立。王立一气之下，断了女儿的抚养费。
于是，王娟将王立告上法庭，要求获得孩子的“抚养费”。
王立表示，自己与王娟之间存在代孕协议，理应获得孩子的抚养权。然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孩子的抚养权归王娟所有。
21新健康记者从律师处了解到，《婚姻法》中关于父母与子女认定关系的确定是代孕现象没浮于水面、没引起关注的时候。把医院出生证明作为确认关系的依据，一是证明了母体分娩，二是出生证明是便利又直接的证明方式。这个案件中，首先孩子是有代孕者的基因存在的，且代孕协议在国内不受法律保护。其次，就算代孕妈妈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法院判给雇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一旦这样做，就是变相承认代孕合法。
另一方面，代孕妈妈的相关权益也不一定能得到保障。2017年3月24日，代孕妈妈小西在广州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忠医院)诞下一对双胞胎早产儿。孩子一出生便被送到保温箱救治。得知是早产儿，雇主和中介都不管不顾，承诺的产后佣金也迟迟没有到账。
当小西联系雇主何小姐时，对方反问她“7个月大的孩子能要吗?”
由于小西的个人信息和当初入院填写的不一致，而且早产儿在保温箱治疗的后续费用高昂，预计要十万元，因此她没法顺利出院。
无奈之下，小西联系了媒体。在媒体的介入下，中介才表示会将佣金打到小西卡里。
富人的婴儿工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外代孕消费者“妈妈”对21新健康记者坦言：她在36岁时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海外代孕，花费巨额请了美国白人进行代孕，在自己的朋友圈，选择海外代孕消费人群相对经济实力较强。
目前，国内代孕立法仍待建立和完善。而在印度，自2002年商业代孕合法化后，印度的代孕产业蓬勃发展，全国运营着超过2000家代孕中心。有机构估计该产业每年为印度创收23亿美金，印度被全世界称为“代孕天堂”。
而每一个“代孕妈妈”的背后，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和巨大的风险。
自2015年，泰国、尼泊尔等传统代孕大国纷纷出台禁止商业代孕的法规后，东南亚的代孕资源迅速向柬埔寨转移。到2016年10月，柬埔寨内政部官员称，国家再穷也不能靠代孕减少贫困，拒当“出售婴儿的工厂”，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随之发布。有些代孕中介转入地下，有些则流窜他国。
在假装寻找代孕妈妈时，记者也向代孕机构提出了法律方面的顾虑：“代孕会不会牵扯到法律问题呢?我先生不太放心。”
“国内2005年法律禁止代孕，2006年又删除这一条款。目前国内这块儿已经非常成熟，国家虽然没有说允许，但是目前这一块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该机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不孕不育家庭国内一年以十万家庭递增，这些家庭如果不考虑这块儿(代孕)就不可能有后代。”
然而21新健康记者查询了国家相关规定，发现该工作人员的回答并不“专业”。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的条款被删除。而并非该工作人员所说的2006年就删除了。
在“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这一条款被删除之后，国内曾掀起一场国家是否已经允许代孕的大讨论。在生育低迷的特殊时期，代孕产业则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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