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属于幻想家的年代,诗人成为主角。激情在贫瘠的土地上拥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饥渴地呼吸着冻僵的空气。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大量西方的科幻小说也被引进,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人被渐渐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刘慈欣最早开始写作正是在这个年代。他经历了整个钟摆摇晃的过程。那时他读中学,经历过几次退稿,在他的印象中,他当时的文笔还难脱中学生的稚嫩,退稿也就在所难免。到了1983年,那些充满空灵想象的作品开始遭到批判,这一切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戛然而止。
作家于困困的一篇文章里,刘慈欣回答她关于写作起点的问题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1989年,我20出头大学刚毕业,在娘子关发电厂当一个计算机程序员。住着单身宿舍,也没有女朋友,晚上没事干,只干两件事:打牌、打麻将。有一天夜里,我输掉了一个月的工资,800块。这就是‘那个时刻’吧。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必须干点事填满晚上的时间,就算不能挣钱,起码不赔。我就想到写科幻小说。”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认为这种基层的生活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那是一种小城市的生活方式,节奏很慢,很多人都选择在打麻将中消磨时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科幻小说进入新的活跃期,但也在失去自己曾经有过的鲜明特色,越来越趋同于世界科幻,在美国科幻小说中出现过的所有题材和风格,都能在中国科幻中找到对应的作品。
可以说,在《三体》出版之际,中国的科幻界正处于焦虑和压抑之中。科幻文学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科幻小说的市场很小,只有一个很封闭的读者圈子。中国的科幻迷一直是一个顾影自怜的群体,他们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在孤岛上,感到自己的世界不为别人所理解。而在这时,科幻作家们正在为吸引科幻迷圈子外的读者作出巨大的努力。他们认为,要想吸引圈子外的读者并获得主流的承认,必须抛弃坎贝尔式的“科幻原教旨主义”,提高科幻小说的现实性和文学性。
《三体》的前两部也体现了这种努力。第一部描写了文革的故事,在第二部中,在抗击外星侵略的近未来,中国仍处于现在的社会体制之下。这些,都是试图增加读者的现实感,为科幻的想象找到一个现实的依托和平台。
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和出版商都对《三体》的第三部失去了信心。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第三部不可能再与现实接轨,只能描写遥远的未来和更加遥远的宇宙,而这些,被认为是中国读者不感兴趣的。于是作者和出版商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既然第三部不太可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就干脆抛弃科幻圈外的读者,写成一部很纯的科幻小说,这也算是对身为铁杆科幻迷的作者的一个安慰。于是,第三部成为科学幻想的狂欢,描写了多维和二维世界、出现了人造的黑洞和小宇宙,故事在时间上一直到达宇宙末日。
出乎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料,正是只写给科幻迷看的第三部造就了《三体》三部曲的巨大成功。
当然,小说《三体》的获奖并不能遮掩住中国科幻文学创作上的总体乏力。就像刘慈欣本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中国科幻小说并没有真正大量输出到西方,顶多算是一个起步,对世界更谈不上任何影响”。如何培养好科幻土壤,是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面临的当务之急。
中国科幻文学起始于清朝末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仰视西方作品。从第一部西方科幻输入中国,到世界最高科幻文学奖承认中国人的科幻作品,这个轮回走了100年。
在刘慈欣看来,中国文学应该多向前看。“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晴雨表’,它在英美的兴盛与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步进行。以前中国对西方输出的多是怀旧的文学、向后看的文学,甚至是描写中国的落后。而科幻是看向未来的文学,正如《纽约时报》所说,《三体》意味着中国新一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正因如此,这样一个文化命题更不应当被忽视。”
((据《南方都市报》、《环球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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