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初筛阳性后就要拿着身份证到我们县疾控中心来确诊,确诊后要建立病人档案、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品服用,并定期监测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和其他一系列数据的变化,还要接受随访和心理干预。可是这个孙小妹,一直拖拖拉拉的,我们打电话叫她来,有几次都说坐车快到了,后来却没了下文。”
一转眼,距离县医院报告孙小妹艾滋病初筛阳性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身为孩子妈的许晓霞有些着急,“一个怀着六个多月身孕的女人偷个懒也正常,可孩子拖不起呀,不确诊怎么干预?”
2013年6月下旬,许晓霞和科里的同事拉上县疾控的一名老医生,带着司机下了乡。刘俊答应带路,一进村,他指着不远处三间低矮的平房说“那就是了。”许晓霞佯装串亲戚走进了院子,一眼就看到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大肚子女人,她喊了一声,“孙小妹!”四目相望时,许晓霞便确信找对了人。
“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
进了屋,孙小妹便坐在角落的矮凳上低头不语。许晓霞这才看清,日渐显怀的孙小妹被包裹在一件陈旧的男式西服里,脸颊浮肿,她眼里的甘露枯竭了。屋子里除了一张火炕没几样像样的家具,墙上挂满烟灰,光线黯淡而沉闷。
不等许晓霞向孙家人说明来意,孙的二姐已经骂将起来,“不用你们管,娃生了要是有病就掐死。‘瞎子’(刘俊)想得美,想要人,拿30万来!”
许晓霞这才得知,因为孙小妹悔了“换头亲”,跟她对换的嫂子带娃回了娘家,哥哥家也散了。孙小妹在姊妹五个中排老幺,母亲已年过八旬。没有钱,再给哥哥寻媳妇希望渺茫。这样的情况下,怀了身孕的孙小妹在娘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不管你们的恩怨,我只管孕妇和娃娃,”许晓霞耐着性子向孙家人解释,“你现在不检查,生下个病娃还得你们花钱治!要是敢把娃咋样,你也脱不了干系!”连劝带吓唬,加上保证全部检测免费,孙家二姐终于答应了做检测。
一行人匆匆采集了血液。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
确诊后联系不上人,据说她被卖到邻省了
几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孙小妹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许晓霞赶紧给她打电话,却发现对方电话停机了。抱着一线希望,几天后许晓霞再次赶到了孙家。这一次,许晓霞没有见到孙小妹,孙的二姐照旧骂骂咧咧的,一边发誓不知道妹妹的下落,一边咒骂着刘俊。
许晓霞别无办法,只能将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压在孙家的炕沿儿下,叮嘱完各种注意事项后离开。不久后,刘俊打来电话:“他们不让我见,说让我拿钱来赎人。我亲戚跟她一个庄子的,听说是卖到邻省了,也有说到漳县打工的。”
考虑到孙小妹的身体状况,许晓霞将最后一丝希望放在了孙的生产环节。她通过疾控中心向县城所有能接生产妇的卫生院打了招呼,可直到孙的预产期过了半个月,许晓霞也没收到哪个医院的反馈。2013年10月,刘俊从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是,“孙小妹生了个儿子,听说没在本县的医院生。”
“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该多好”
去年2月,许晓霞又去了一次孙家,理由是向贫困艾滋病人家庭发放民政部门的补贴。可没有用,孙家人对孙小妹的下落闭口不提。“一个大肚子女人,怎么卖?不干预就再婚,传染给他人怎么办?那是要负刑责的!”孙小妹的失访令许晓霞恼火又无计可施,“连个寻人电话都不知道往哪儿打。假如她本人不与疾控联系,不住院筛查,你就别想找到她。”
可对孙小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许晓霞仍然念念不忘。有时候一算日子,她会对自己说,“要是找到了,现在给孩子做阻断多好……孩子马上一岁八个月了,该做检查了。”
“我们走的路非常坎坷,这样的路还很长”
“什么人最容易感染艾滋病?是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还是单身老年人?”这个问题许晓霞在不同场合问过很多人。但随后她就会告诉你标准答案,“答案是每个人。不要觉得艾滋病离你很远,因为每个人都有性。”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