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艾色变”难以消弭的状况下,失踪与隐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许多艾滋病人的选择。失踪与隐匿,或许是一种逃避,但更多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依然存有许多不足,依然在艰难跋涉。
在“谈艾色变”难以消弭的状况下,失踪与隐匿自己的病情,便成了许多艾滋病人的选择。失踪与隐匿,或许是一种逃避,但更多时候,其实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依然存有许多不足,依然在艰难跋涉。
“如果那孩子生下来,到今年6月刚好一岁八个月,正是做检测的时候。”5月25日下午,在甘肃省陇西县疾控中心办公室,正准备艾滋病随访统计表格的许晓霞长出一口气,盯着电脑屏幕上一份代号“A35”的表单,她强调了一句,“当妈的一旦失访,哪管娃的死活,疾控中心一点办法没有。”
36岁的许晓霞是甘肃省陇西县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负责追踪随访全县4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翻阅病人档案时,许晓霞感慨道,“每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是最曲折,最令人感慨的‘命运’这样的东西。”这种感觉,在她第一次见到孙小妹时尤为明显。孙小妹,就是那个令许晓霞头疼、又无法忘怀的A35。
近两年来四次随访,三次都扑了空
“小妹回来过年了,我亲戚在村上见到她人了,你们快来!”2015年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许晓霞接到了一个久违的电话,“线人”刘俊在电话里抑制不住激动,向许晓霞汇报了孙小妹的最新行踪。
刘俊是孙小妹的前男友,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2013年两人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算起,刘俊一直在县疾控中心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而孙小妹,在2013年8月确诊后就“消失”了。接到电话后的次日一大早,许晓霞不顾当天积雪路滑,向疾控中心申派了一辆无“疾控”标识的公车,就迅速赶往距县城二十多公里外的菜子镇某村。
这一次,她心里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把A35给找到。不料,还是扑了个空。许晓霞后来回忆,“大概是刘俊的亲戚看错了,姊妹几个背影挺像的。”近两年来四次追踪随访,三次空手而归,这让许晓霞感到窝火。“每一个确诊的病人,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定期都要向省上汇报。找不到这个A35,年底的随访任务就完不成。”不过,好像还不仅仅是任务的问题。她转过头顿了顿,“这个人非常有特点。”
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2013年春节后不久,随着天气转暖,本地的打工者陆续出了门。38岁的陇西县菜子镇农民刘俊决定就在县城打点零工。他怀孕已近三个月的女友孙小妹孕检时被发现肚子里有个瘤子,需要做手术。
随后发生的一切更加出乎二人意料。在县医院的术前筛查中,孙小妹被查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随后,刘俊也被初筛为“HIV阳性”。两人的情况很快被汇报到了县疾控中心。就这样,十天后,许晓霞见到了单独来县疾控中心确诊的刘俊,而孙小妹却迟迟没有露面。
从刘俊的口中,许晓霞第一次了解到孙小妹的人生经历。这个贫苦家庭里长大的女人,似乎从未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家里穷,她自小没读过书;为了给哥哥换亲,她不满20岁就被送去了邻县漳县的一户穷人家,为年长十岁的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十余年后,为了生计她搭上了远赴新疆拾棉花的火车,再后来,她遇到了小自己一岁的老乡刘俊。至此,人到中年的孙小妹的命运仿佛驰入了另一条轨道,再也无法停下。
拾棉花的季节过去后,孙小妹没有踏上返乡的火车,她留在了视力不太好的刘俊身边,肚子里怀了他的娃。许晓霞后来听孙小妹家人说,“反正是回不去了。村里一起去拾棉花的女人们大都知道底细,夫家的面子都被她丢光了。”
孙小妹当初决定抛夫弃子、留在刘俊身边时是否挣扎过,许晓霞不得而知。不过她猜想,这个女人在做决定的那一刻,心里应该像尝了一滴甘露——那是她生平第一次将命运掌控在手中。但她却不知道,眼前这个令她“离经叛道”的男人、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怀孕六个月时,疾控人员上门才找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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