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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限购，原来办理购房手续需要开具缴纳社保年限等多个证明，现在都不需要群众去跑腿，民政部门把婚姻登记数据、法院把判决离婚数据、社保部门把社保数据都拿出来共享。在数据打通基础上，杭州再把各部门业务系统打通，相当于畅通了审批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
数据共享，让一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国务院要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杭州与正在推进这项改革的山东情况类似，改革关口“卡”在银行，在目前企业开办普遍需要一二十天的时间中，银行开户环节就占去一半时间。“银行让企业填各种表，根本上就是抓取企业的基本数据，通过数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那我们无偿提供给你，让银行开户、税务发票、社保登记等各流程环节同时并联审批，自然压缩时间，数据共享让很多难题迎刃而解。”傅国堂说。
“学习之后，心中‘浙江为何能做到’的问号拉直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问号，同一片蓝天下，浙江能做到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要增强改革紧迫感，在解放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奋勇直追。”省编办主任刘维寅说。
两个村庄的“两山论”实践
安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思想的发源地，有两个村子的转型发展之路给人启示。
如今群山环抱、竹海连绵的天荒坪镇余村，上世纪90年代曾是安吉最大的石灰岩开采区，有3座矿山为县里的水泥厂提供原料。靠山吃山，村集体收入一度超过300万元，可村里常年烟尘弥漫，先后多人伤残。
2003年，余村人决心向生态旅游经济转型。关停矿山后，村集体收入骤然降至不足原先十分之一，几乎一半村民失去工作。还影响到全县的水泥生产，安吉财政收入也退至湖州各县市倒数第一。就在这犹豫和困惑的当口上，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给了余村人鼓励。
“许多人只知这句话，但实际上，习近平还结合余村的区位优势等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分析。”余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表示，这给了余村人坚守生态之路的信心。2005年起，余村分批组织村民到外地考察“农家乐”，全村上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文化、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调整产业结构，走绿色发展之路。如今，当年首批出去考察的村民潘春林办起的“春林山庄”，已发展成余村最大的农家乐，提供吃住游一条龙服务。数据显示，2017年余村旅游收入达到3000多万。
每回望见正对村委会的巍山上当年开矿时留下的矿坑，俞小平很是感慨:矿坑在绿竹掩映下依然清晰可见，最大的冷水洞矿山更是有三分之二的山体都无法再恢复，“有些东西是还不了的，如果我们能早按照总书记要求的去做就好了”。
不同于余村，递铺街道鲁家村是个面积近17平方公里、人口过两千，却因贫困、脏乱而长期无人知晓的穷村，直到2010年左右，村集体一年收入还不足3万元，在递铺街道46个村里排名倒数第一。2011年村“两委”换届，新班子去周边村子看了一圈后，决定按照县里和街道要求，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几个在外做生意的大老板被鲁家村聘为顾问，这个出五十万，那个出十万，鲁家村就这么以“借钱”的方式开始了美丽乡村建设。一年后，鲁家村获评了美丽乡村精品村。
然而村子漂亮了，村民的口袋却依然是瘪的，这时上级又给出发展农业观光、引入小火车的建议。“这是个让乡村既美丽又能发展经济的法子!”2011年换届后就一直担任鲁家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蒋民学，至今还能回忆起村班子那番找到了门路的激动。
但这条路走起来特别难。为铺设铁轨，光是需要上门做土地出让协调工作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一户跑了30几趟，头一两趟人家还热茶招待，后来理都不理，倒是那家的狗因为太熟悉我，连叫都不叫了。”村干部锲而不舍，终于做通村民的工作。
选准项目的回报是丰厚的。今年“五一”期间，仅小火车、电瓶车就为村子带来三十多万元的收入，短短几年，不仅贷款的钱全部还上，小火车的数量也从一辆增加到三辆，村集体收入从不足三十万元增长到1.4亿元。
回首往事，蒋民学认为，一个贫困村能实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在于有个敢想敢做、绝不认输的班子——“这是乡村振兴的普遍规律。如何打造一支创新型的村‘两委’班子，我想应当成为当下农村发展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按余村的知名度，不愁引不来社会资本，
但余村时刻保持清醒。“不能让百姓的金山银山最终变成个人的金山银山。”俞小平介绍，村里正成立旅游公司，将山、林、土地等资源整合成“资产包”，让村民向股民转变；既然是自己村的公司，人员招聘也是从本村开始，部分村民又能增加一块薪金收入。
鲁家村则专门请广东、上海的设计团队对村庄规划、产业规划，环境提升规划进行统一设计，最终将鲁家村全域划分为18个农村地块，采取公司+村+农场的发展机制实现共建共赢。具体分工为，村统筹土地资源招引农场入驻，公司投资公共设施，并负责具体运营，农场则自主建设并进行动态考核。因考核不达标，村里一家蔬菜农场已被清退，地块被重新规划为高端农业产品农场。
创新:“有形之手”如何作为
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在创新上却是“大省”。2017年，浙江“国千”、“省千”人才分别达到672人和1970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达到1.25万亿元，占GDP比重24%。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