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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鸟瞰山东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桑沟湾海洋牧场。（6月15日 杨志礼摄）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赵新兵 王阳
时隔多年，88岁的“老渔民”唐厚运仍然记得改革开放前家乡小渔村的情景：身披油布衣，腿穿猪皮绑，脚踏木壳渔船，出海打鱼没有像样的港口基地……
而如今山东省荣成市被称作“中国渔业第一县”，万顷海洋牧场已成“蓝色粮仓”，远洋捕捞船队扬帆万里，海上休闲旅游风生水起，高端水产加工产销兴旺，2017年全年渔业总收入超过820亿元。
俯瞰山东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石岛新港繁忙的新港。（6月15日 杨志礼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蓝色正逐渐渗入中国经济的底色，中国海洋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超7万亿元。“在新一轮海洋经济发展中，我们将当仁不让、奋勇争先，坚持科学用海、科技兴海、产业强海、生态护海、开放活海，加快由传统渔业大市向海洋经济强市迈进，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争当县域践行新发展理念排头兵。”荣成市委书记江山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渔业小县，到水产品产量、总收入连续36年稳坐全国县级渔业“第一把交椅”，从简单的捕捞养殖到精深加工、休闲渔业、高端制造、港口物流、国际贸易及各类新兴业态齐头并进，荣成之变被视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生动案例。站在产业发展高地，荣成放眼未来，谋划经略海洋，意在成为海洋经济走在前列的县域经济新样本。
渔业第一县是怎样炼成的
今年是唐厚运担任荣成市渔业协会会长的第20个年头，这位宽肩厚背、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当地人口中是个“拓荒牛”般的传奇人物，也是为数不多仍健在的“荣成渔业模式”的缔造者、见证者之一。
“我刚接手邱家渔业大队的时候，全部家当就是25间破房子，26条破旧的木壳渔船，加起来不足900马力。”1978年，唐厚运开始琢磨为一穷二白的渔村谋出路，历史的车轮也把他这样的渔业带头人推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各类生产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改革风潮吹及山东最东端的荣成，渔业怎么改，成了不得不面对的抉择。
“不能再吃‘大锅饭’了。当时考虑到出海打鱼风险大、一次性投入大、收入不稳定、协作性强的特点，我们采取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收益分成’的新型渔业体制。”唐厚运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无人机视角下的山东荣成市石岛管理区蚧口渔业公司养殖海域，渔民正在耕海牧渔。（6月15日 杨志礼摄）
体制改革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实现了由分散的小生产向集体规模经营的历史性跨越。每每出海，总是满载而归，用当地人话说，“钱像海里造的一样”。1983年后，国家逐步放开水产品价格和市场，荣成渔业快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夏日的山东荣成渔村东楮岛，一位海带养殖场的员工正在从拖盘上往下卸丰收的海带。（5月17日 王祖良摄）
90岁的原靖海渔业公司总经理许敬三介绍说，改革后的渔业公司让渔民们获得了实惠，上世纪80年代，他们就用上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开上了摩托车，烧上了液化气。
1982年到1992年间，荣成渔船总量增长近5倍，水产品总量增长近4倍，渔业经济总收入增长近30倍。改革开放红利造就了荣成一批以渔业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当时有“闹海十二龙”之称，唐厚运创立的邱家渔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1992年中韩建交，与韩国隔海相望的荣成，响应中央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号召，不仅找到了海鲜出口市场，还引进日韩加工技术、配方、设备甚至现代企业制度。到1995年，仅邱家渔业公司旗下就有9家合资公司。
从“由农转渔”到“由渔转工”后，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大势又掀起了荣成渔业的自我革命。“企业不改革，走老路子肯定会死，今天行，明天也不行。”说起当年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好当家集团常务副总裁孙永军觉得那是让渔业企业风生水起的机遇。好当家集团，就是当年邱家渔业公司为转型发展改名而来。
或整体买断、产权转移，或村企分开、集中改企，这里的传统渔业公司开始建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终，23家专业渔业公司、10家镇办渔业公司、20个镇办养殖场全部实施了改制。从1998年到2009年间，荣成渔业企业总资产由54.9亿元猛增到402亿元，年均递增20.2%。2004年，好当家还成为国内首家以海水养殖与食品加工为主营业务的海洋产业上市公司。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