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新强
如按照代际角度来划分的话,新时期以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山东作家的主导大致是40后和50后；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应该说60后和70后的作家比较活跃。进一步而言,40后和50后作家在当代文坛的个体影响力显著,成就斐然；60后和70后作家的整体实力位于全国前列,能够整体推出来还是比较突出的现象,但个体影响力则有待于突破代际的规定性。
总体而论,齐鲁文学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有与时代同步的感觉,也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新时期以来的山东小说家,比如王润滋创作的道德伦理主题、矫健以《河魂》为代表的反思历史和人性、尤凤伟的“二战题材”、毕四海对农民文化的审视、马瑞芳对“新儒林”灵魂的拷问、李存葆对军营生活的直面、李贯通“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刘玉堂“钓鱼台系列”中的温柔和力量、赵德发的农村小说和近期的宗教题材创作等等,更不用说张炜对人性与历史的考辨和精神力量的坚守、莫言的“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及其普世主义价值。可以说,齐鲁文学创造了相当的辉煌和影响。
对于60后和70后作家,山东作协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初和第二个十年之初集中推出了两批文学“鲁军”新锐作家。分别是2001年整体推出的张继、凌可新、王方晨、路也、刘玉栋、老虎、陈原、王黎明、张宏森,2012年整体推出的宗利华、东紫、常芳、张锐强、艾玛、王秀梅、柏祥伟、王宗坤、王夫刚、简默。而且,已经先后推出四批签约制作家。在关怀现实的统领下,他们大多表现出自己的创作特点。比如,张继的小说特别会讲农村的故事,揭示生存的法则和错位状态,像《杀羊》《一个村长的来信》；凌可新很善于创设一种意境,像《毛驴与唢呐的传奇》达到了人性和艺术的高度完美,超越了政治派别和阶级性；王方晨对于精神桎梏的某种揭示,像《霜晨月》《桃桃之役》《说着玩儿的》；路也的反讽式写作,对于爱情和婚姻、人文和学术的彻底解构至今有其生命力；刘玉栋对于生存环境的充分关注,像《我们分到了土地》已经相当成熟。再就是最近的宗利华的小说,对于情感心理的细腻体验老到而深刻并能够引起共鸣,像《天黑请闭眼》《香树街104号》《香树街10号》。张锐强的小说特点也比较突出,《十字绣》中的女狙击手面对阻止罪恶和剥夺生命的两难选择,在不经意间而获得精神洗礼和身心救赎。其实,文学传达的正是人性的善恶转换和宽容博爱。《面点师》则是以小人物命运切入大历史叙事,各种立场接踵而至,坚守大半生的李续寿至死不能理解,他那样的面点师会被饿死。简单一笔,不难发现作品中隐含的反思与批判。另外的《马赛曲》《声声慢》《写书》等作品中,写的大都是“艺人”的生存,借此表达出艺术对于现实的否定和制衡。常芳的小说创作逐渐呈现出从现实生活的日常性讲述向厚重历史的宏大叙事转换的倾向。长篇小说《爱情史》《桃花流水》《第五战区》以个人化叙事切入家族式伦理,讲述了普遍状态的中国化故事。柏祥伟的小说故事比较曲折,善于自然推进,往往从一件日常事件入手,不断延伸出更为出乎意料的故事,比如《羊的事》《水煮水》。王秀梅的小说相当精致,艺术感觉好,突出精神性的生存状态,《坦克》的故事既是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展现,更是对人性善恶选择及隐秘心理的揭示。
显而易见,山东作家一直在显示着实力,但60后、70后的成绩与影响力还不成正比。当然,成长中的这些作家还主要侧重于表现当下的生活,缺乏必要的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在文学艺术的探索和创新方面还有所欠缺,这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般而言,山东作家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感相对较强,所以如何把政治性转化为社会责任和人性反思,提升为一种人文关怀意识,这样就可能成为文学性的表达。或者怎样对政治和道德进行一种文学性的超越,进而对与山东作家密切相关的齐鲁文化本身实现超越。因为文化不等同于文学,它只能成为文学的资源或内在性价值。对60后和70后作家来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超越大致类同的生活经历,才能实现自身个体的独特表达；怎样透过现实表面,才能进行灵魂深处的揭示。他们大多对现实的体验相对薄弱,缺乏触及现实背后人性内涵的深度,包括对于文学本体的理解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对照莫言、张炜、赵德发的作品,其根本之处还是在于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这是文学的永恒特性。有的作家把文学与社会其他领域有点混淆,有点像社会流水账,故事讲完就完了,而且是个俗套故事,感觉欠缺很多,没有发现任何的反思和另外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创作生命力强的作家往往会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资源,但很多70后作家还缺乏这种自觉意识。除了诸如读书学习等外在条件外,写作还要有文化的认可和文化的支撑。作家一定要找到一个价值立场,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写作很难有生命力。像张炜、莫言、赵德发这样的知名作家,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或者信仰立场在其中。而60后、70后作家中,具有明显创作立场的还较少,甚至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写作者有没有建立一种文化自觉以及作家个体的文化选择,对创作生命力至关重要。
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也是至关重要。其实,真正能听得进批评声音的作家才是难能可贵的。这就涉及到作家的胸怀,当然批评家必须点到关键之处,这是双方互动的基础。认真的态度、专业的学养很重要,不是故弄玄虚,不是为批评而批评,双方之间找到沟通的契合点。应该是鼓励性的、善意的,不是为了批评家自己而故意制造噱头、而故意批评。今天的确存在这样的批评,纯粹为自己而批评对方,不是为作家而批评。出发点首先是为作家的,否则很容易产生互不认可甚至对立。
面对日益同质化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日常生活乃至素材选择,如何在平常中有所突破,奠定属于自己的独特性,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如何从个体的经验和体验出发,寻找出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意义的表达,应当成为创作和批评着力思考的根本问题。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山东省首批签约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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