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在梦想中艰难跋涉
创客,对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群体。
连一些投资人也不能准确说出创客为何物,反问记者:“创客指的是大学生创业吗?”“养猪算不算创客?”
许多传统行业人士对他们不了解、不认可。在他们眼里,创客是一群怪孩子,过着“宅+疯”的“不正常生活”,做着常人闻所未闻的东西,比如“脑控飞球”“3D打印笔”“变形本”……至于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鲜为人知。
全国政协委员左晔说,中国创客还处于发育期,数量规模都较小。据统计,全球创客空间已达数千家,而国内只有70余家。由于国内认知度低,中国创客创业后往往依赖海外市场。柴火空间创始人潘昊说,其直接服务的全球创客约16万,国内只占5%。
就是这样一个小众群体,却被寄予厚望,作为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尖兵之一。左晔表示,它有望给中国创新带来三种东西:潜力无穷的产品、致力创新的精神、开放共享的态度。
然而,创客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大部分人如果创业,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国内青年初次创业成功率不足10%,而创客们的创业成功率则可能更低。
“研究了几年,只剩下一堆‘纪念品’,这很常见。”海南创客联盟发起人何侠说。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道出实情:“我打算每年帮助支持80到100个创客,支持他们的新项目。我清楚地知道,这些项目最后有一大半会失败。”
“求速死”是创客生活的常态。接受采访的创客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存活,而是速死;你必须不断试错,在挫败中创新,在‘死’中重生。”
梦想与迷惘同在,孤独与欢乐并存。中国创客在坚守,在跋涉。
环境关:鼓励创客不是光撒点“胡椒面”就行
听说创客“不差钱”。近两年天使投资大热,甚至被称为“钱多速来,见者有份。”清科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去年全年发生766起天使投资案例,总额超5.2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161.4%。
创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青睐。股权众筹平台“天使汇”CEO兰宁羽说,近两年投资创客的不断增多,自己正在关注一个“00”后创客团队的低成本模拟飞行器项目。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副会长李竹说,他对一个智能体温项目兴趣浓厚,已进行了投资。
各地的支持政策也不断推出,给创客“输血”。在北京,中关村已启动专项工程推动大众创业和跨界创新,拟到2020年实现以创新型孵化器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超过500家。在江苏,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经信委主任徐一平说,江苏今年还将建立两个基金,来支持包括创客在内的大众创业。
尽管如此,“差钱”的创客也不在少数。甚至明明“看得见”的钱,偏偏因为各种障碍拿不到。
“创客”一词的中文译者、资深创客张浩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机器人,成本不低,所需的一台工业机器人就要十几万元,当地虽然有扶持政策,却往往难起到实质性帮助。以一项设备采购补贴政策为例,今年7月前注册的公司,必须明年7月备案,才能申请后年的资助。张浩说,3年等下来,创客可能早“饿死”了。
类似的“卡子”还有不少:申请专利可获补贴,但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必须要当地户口,若以企业名义申请则费用要贵数倍;有的扶持政策必须“海归”才能享受,让本土高校毕业的他非常不解:“创新是平等的,为什么区别对待‘土鳖’和‘海龟’?”
“事实上,缺钱的背后,是缺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是缺对好创意的筛选和发现能力。鼓励创客,不是光撒点胡椒面、设个基金、出台个扶持政策就可以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群说。
早在10年前,重庆创客张晓就开始试制垂直起降无人机,因为起步太早,政策环境缺乏,被视为另类:“一个中学生,做什么飞机?”如今无人机项目大热,张晓的项目却早已被“熬”死。
张晓对此很感慨:“如果科技和产业规划没有前瞻性,只能跟随国外、规避风险,国内宝贵的超前项目和团队就会死掉。”
名利关:急功近利是创客的“天敌”
做创客,需要情怀。
曾进行过一个创客专题调研的全国政协常委陈德铭,对一个情景印象深刻:在上海静安区一处很简陋的地方,几百个青年创客在埋头搞创造。有的人甚至利用互联网,努力钻研着一些本该由高校资深研究人员才能触碰的项目。这种创新的氛围,一定要保护和继承。
创客区别于传统创业者的一大特点是,首先并不追逐利益,而是追求“改变”。代表委员们说,很多人当创客,只是因为“喜欢”,因自己的创造“改变世界”而欣喜。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孤独寂寞中淡泊名利,“痛并快乐着”。与资金、政策支持相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闯劲和精神,是支撑创客的真正内在动力。
曾几何时,“考碗族”“应试族”成了大批中国年轻人的标签,侵蚀了创新的最好年华。全国政协常委孟学农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创新者,多是3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最富有生气、最活跃、最少保守思想。千万不要让年轻人老气横秋。
代表委员们说,呵护创客情怀要从校园开始。“很多有创意的孩子,经常是学习成绩中等甚至不太好的。”俞敏洪委员说,从小学开始,就要加入创意课程,特别要改变“寻找标准答案”的教学模式,锻炼孩子们的思考能力。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