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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我还算好，以前就不爱去饭局，难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拥的人，出来后会是什么感觉”。
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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