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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呼伦贝尔市金融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对民间借贷较为活跃的四个旗13030户农牧民的抽样调查：参与民间借贷的农牧户占参与调查农牧户的24.4%;从参与民间借贷的农牧民户数上看:牧户占62.7%，农户占37.3%;农户户均贷款3.8万元，年息15%;牧户户均贷款5.5万元，年息36%-60%;牧户高利贷的借款金额和利息均高于农户。根据调研工作情况及抽样调查统计推算，呼伦贝尔市民间借贷规模约为75.6亿元，且高利放贷主要集中在牧业四旗,数额呈逐年快速增长态势。
农民和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存在重大差异。农民的生产方式是春种秋收，粮食没有成熟前没有现金收入，因此必须考虑在秋收前如何维持生活。而牧民牛羊的变现能力较强，如果不考虑价格可随时变现，另一方面牧区与外界交流少、信息闭塞，牧民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缺乏成本核算意识、不善经营，借贷时对利率不十分敏感，不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还款金额，且存在非理性消费行为，由此导致牧区高利借贷的情况比农区更为严重。另外，我国已经与美国达成了牛肉出口中国的协议，畜牧业或将直接面对低价进口牛肉的冲击，低价进口牛肉与自然灾害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内蒙古的冲击尤为严重，需要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及早采取有力措施防范金融风险。
有部分农牧民已陷入过度负债的深渊
内蒙古贫困地区过度负债的农牧民很多并不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有牛羊有土地，有的还有汽车拖拉机，但由于家庭出现重大变故、自然灾害、经营不善等原因陷于过度负债,或成为新生的贫困人口。目前对于内蒙古贫困地区农牧民过度负债的规模和比例缺少正式统计数据，且难以统计。因为一些农牧户担心说明自己的债务情况就更难以从银行贷款，不愿涉及该敏感话题。
在村书记陪同下，我们入户访谈的每个村庄都能遇到过度负债的农牧户。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巴日嘎苏嘎查，一蒙族农牧民因2013年妻子借钱看病，2016年葵花因灾绝收，已欠55万元债务，虽有几头牛，但年收入只有14万元。在通辽库伦旗哈拉胡绍嘎查，一蒙族农牧民有80亩地，7头牛，干瓦工一天能挣250元，但因孩子和妻子有病不得不贷款治病，现已负债32万元。兴安盟科右中旗杜日本格热嘎查，一蒙族农牧民，有40亩地，种地基本没有收入，看通辽的朋友养猪赚钱，就借钱买猪60多头，因经营不善，冻死30多头，现负债17万元。这三家农牧民都借有翼龙贷5—6万元，且还要继续进行民间融资才能维持，已陷入过度负债的深渊。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内蒙古贫困旗县刚出现的一些新型农牧业生产组织——养殖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已经因过度负债而破产，或陷于困境。兰熙鹏，全国首届优秀农产品经纪人，内蒙古自治区“三八红旗手”，武川县第七届、八届政协委员，2008年组建了武川县兴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养殖蛋鸡为主，建起了可容纳2万只鸡的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惠及3个乡镇带动486户农民增收，目前因负债一千万元已经破产，兰熙鹏为躲债已不敢回家。她合作社的一个成员因债务纠纷被黑恶势力毒打，养殖基地被收走。我们走访的兰熙鹏合作社副社长，她所借一笔20万债务经一担保公司操作变成40万元债务，被迫卖掉在呼和浩特的两处房产抵债，现仍有70万债务，不断有债主上门，并有黑恶势力进行人身安全威胁，已到破产边缘。
即使经营状况较好的种田大户也面临困境。武川县麻迷兔村一农民在外承包工程挣了些钱,2013年卖掉在县城的房产，带200万元并贷款100万回乡种地。他流转了1千亩土地，购置4台拖拉机，建设了仓储设施，常年雇佣2个拖拉机手，3个人浇地做饭，去年收入160多万元，成本140多万元，生产经营赚的钱都花在融资上。目前不仅自己投入的200万元没有收回，贷款规模已经增加到140万元，其中包括被事先扣留的26万元贷款风险保证金，每年要支付的利息有20多万元。今年春天他使用50万元过桥资金倒贷，每天利息1500元，20天花了3万元。老婆和两个孩子的生活靠合伙在县城的KTV开支，在县城还有两套房子。他说“种地不挣钱，现在是种也不行，不种也不行”，种地的拿不到补贴，融资成本太高。他所在的自然村“十大古村”的3户流转千亩土地的种田大户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都在勉强支撑。
规模化的新型农牧业生产组织是内蒙农牧业的发展方向，但规模化生产就需要有大的资本投入，就需要融资，而内蒙古贫困地区过高的融资成本会窒息新型农牧业生产组织的成长空间，农牧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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