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华机构联动其母国和本土集团，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政策鼓励的‘一带一路’建设等，实际上还是和同一波人打交道。所以，既要走出去也需引进来。”有外资银行人士认为。
离场虽多仍有坚持
近年来的外资银行“离场”亦非鲜事，仅2016年-2017年，就有三笔较大规模的银行股权交易。
2017年，上海农商银行原第一大股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澳新银行”）将其持有的20%上海农商行的股权，分别出售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总交易额约91.9亿元。此外，将计划出售所持天津银行11.95%股份。
2016年11月，华夏银行公告称，人保财险受让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卢森堡公司以及萨尔·奥彭海姆合伙企业持有的华夏银行21.36亿股A股。受让后，人保财险将持有华夏银行21.36亿股，持股比例为19.99%。
2016年2月，花旗将所持有的广发银行20%、IBMCredit将所持有的广发银行2.686%股份以196.84亿元出售给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在交易完成后持有广发银行43.686%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以“出清”方式退出所持银行股权，主要发生在股份行，且是近年来外资机构退出中资银行股权的主要方式。
实际上，外资机构关闭网点、抛售股权的例子已不胜枚举。外资机构入股中资银行集中发生在2005年至2010年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截至2008年底，工中建交四家大行引进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4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但2009年，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先后出售所持中国银行股份。到2012年，“出清”模式大量出现，花旗银行则出清所持有浦发银行股份。2013年，高盛出清工商银行股份，美国银行出售建设银行股权。外资机构撤出获利甚丰。如澳新银行于2007年9月入股上海农商银行，投资额5.7亿澳元，最终获得逾90亿元的股权转让加上股息分红收益。
实际上，虽有外资机构撤退，但仍有少部分选择留守者，呈现“冰火两重天”。
2017年4月，北京银行披露240亿元的定增预案，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第一大股东荷兰ING Bank N.V.以自有资金继续参与定增。不仅如此，ING不断增持北京银行；北京银行拟成立中外合资直销银行，业内人士预期该行的外资合作对象为ING。
外资再进场需突破多重约束
外资机构增持中资银行股权，难点或并不在监管上限，而是自身经营情况，特别是资本约束。
究其原因，外资机构出清在华股权，多因其母国“后院起火”。一方面，部分银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遭受重创，负利率等外部环境改变影响银行收益；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国普遍提高了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迫使外资机构或收缩阵线，或出售资产。
“外资行过去几年在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方面带来正面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减持或出清不应该过分解读，更多还是看从资本、经营、投资等角度综合考虑的结果。不是不看好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更不是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与中资银行不同，在华外资机构不仅需要符合中国监管部门的要求，还需要遵循母国监管机构的要求。次贷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银行监管日趋强化，这种双重约束的影响愈发明显。”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发达国家监管普遍提高了大型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为达标，这些银行要么在市场上筹集资本，要么就需要变卖资产、收缩投资，以补充自有资金并降低监管资本。
他认为，在过去几年中，欧美大型银行通过变卖股份和机构的方式，大规模削减非核心地区的业务和投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地区都是如此。另外，由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剩下的没有退出的分支机构，规模扩张能力也会明显减弱。
例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表示，澳新银行等银行准备金需从7%提高至8%。同时，澳新银行也收缩业务，随德银、花旗和美国银行等退出亚太地区投资。德银今年二季度收入减少，德银表示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及公司战略的调整。盈利被不断缩小的净息差所吞噬，利润则被风险项目和监管的巨额处罚所瓜分，这使得其考虑缩减成本、砍掉盈利能力较差的业务条线等。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