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爆红，解锁“现实主义”的正确打开方式

中国电影迎来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我不是药神》于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很自然被人贴上一枚“现实主义”的标签，也成为相关话题讨论的核心聚焦点。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它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的话，可能反而会忽略掉它的艺术价值。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要高于生活。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它增加人文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宽、挖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赋予生活新的价值。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脑洞大开的“无巧不成书”。但到了电影这里，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泪洒影院，引发那么大的社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实题材经过电影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的创作之后，以情感打动人心，以提问引发思考，以法、理、情的多重困境，甚至是难以化解的伦理悖论，触发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热情。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功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静水流深，它在不动声色之间处处暗流汹涌、震撼人心。因为，人类生活常常置身于困境之中，困境推动着人性的展开，成就艺术作品的戏剧和情感张力。当然，戏剧的张力未必就要来源于善恶的冲突对决，最耐人寻味的悲剧往往反而是善的冲突。事实上，在《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很难找到反派，也找不到反面的邪恶势力。现代药品的研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研发周期长，科研和市场方面的风险都极大，需要高额的市场定价、严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才能保证药品企业研发和经营的可持续性，更好帮助人类克服更多的疾病和伤痛。当现代医药面临的这一困境落实到普通患者个人身上时，伦理悖论就更加尖锐激烈。

在影片《我不是药神》里，青年演员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市民，过着卑微而懦弱的生活。然而，当电影的镜头聚焦在他的身上，透过那些平凡、琐碎、不足挂齿的生活细节，观影者情感的触角，早已被深深卷入影像之下汹涌澎湃的波澜。他甚至没有一处过激、张扬的表演，没有所谓的戏剧高潮，但在永远的谦逊卑微里，却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张力。面对这个年轻生命留下的黑白遗像，那种来自命运的重击，怎能不让人唏嘘惋惜、潸然落泪。

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各自陷于自己的人生困境之中，承担各自命运的重量。这里有疾病伤痛，有中年危机，有公平正义，有家庭伦理，当然也有幸福和欢笑。它们交织共振，谱成了一部社会和生活的交响曲。而且，每位个体都成为一个辐射源，往外一层一层辐射，对人性、命运、家庭、社会、法律和制度提出一系列追问，在充沛丰富的情感之外，增添了冷峻的思想深度。

文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尽管上海的街景，偶尔一两句上海话的俏皮对白让我们倍感亲切，取材于社会新闻的故事原型也让人倍感接地气，但真正打动情感、震撼人心的，还是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这部影片的爆红，也许会引发一轮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勃兴，但愿在后来者的创作里，并不是只有对“真实”的再现，而忘记了文化艺术的真正精髓。

（作者：封寿炎，系媒体评论员）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