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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朱元璋也不是一味主张重刑的人，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御史中丞陈宁讨论刑罚的问题时，陈宁说：“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下无遁情。”朱元璋便表示不赞成，“上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刑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铁之溪，水非不清，而鱼鳖不生。’”还说：“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明通鉴》)问题是陈宁强调的是对民要重刑法，这一点朱元璋不赞成，希望求其宜，对官吏与儒生则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朱元璋也表彰过不少为官正直清廉者。如端复初，那一年朱元璋把他提拔为刑部尚书，“时为刑部磨勘官，案牍填委，钩稽无遗，上尝廷誉之。性严峭，人不敢干以私。一时僚属多以贪败，复初独守清白得免，至是遂超拜尚书。会杭州飞粮事觉，逮系百余人。复初用法平允，治其尤者，人皆服之。”(同上)如宁江知府陈灌，他长期在这个地区执政，“访问疾苦，禁豪右兼并，创户帖以便稽民。上取其式颁天下。至是以治最召至京师。”又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济宁知府，在济宁三年，当时中原初定，“诏民垦荒，阅三岁乃税，吏征率不俟期⋯⋯而克勤与民约税如期，区田为九等，以差等征发，吏不得为奸⋯⋯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请之中书省，得罢役⋯⋯济宁人歌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同上)他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朱元璋在从严惩治贪官污吏的背景下，对官员中能廉洁奉公的人还是优待的。
朱元璋从严治官，主要针对两类现象，一类是各级政府官员中贪渎腐败的现象，另一类是功臣宿将的飞扬跋扈欺压百姓的现象。明初的四大案，可以分为两类：空印案与郭桓案，是针对官吏队伍中的贪渎腐败现象；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则是针对功臣宿将中的违法犯罪现象，而且朱元璋先有警告。朱元璋对自己队伍的管束历来是非常严格的，早在攻取金华时，胡大海之子触酿酒之法，“太祖怒，欲行法，时大海方征越，都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明史•胡大海传》)可见朱元璋治下之严，若有犯纪者，即使是高干子女，他也丝毫不留情面，不管有多大的功绩，该处理的他就严格依法处理。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五月，朱元璋以功臣多倚功犯法，放纵奴仆杀人，并且隐匿不报，于是命令工部铸铁榜，申诫公侯。从《明太祖实录》中可见，这些条令列举了：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者；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倚势在家欺殴人民者；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它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凡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者等。这些铸在铁榜上的条文都明确规定了处罚和处刑的条令，而且非常严厉，有的要处斩。
其实，当时这些铸铁的榜文，对功臣宿将还只是一个警告，没有真正下手。他对文臣的处置比武臣将领要更凶一些，正由于屡禁不止，他才兴大案的。当然，这也与上层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有关。现在分为两类进行叙述，首先是他对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惩处，如空印案和郭桓案，以及与郭桓案直接相关的大诰、二编、三编及武臣诰的颁布，然后再叙述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处置。这四大案的处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对着明帝国建立以后新兴的贵族官僚统治集团，不是对着民众的。在君、臣、民这三者之间，历代王朝都是君臣结合以治民，君王通过官僚建立各种官府机构来统治老百姓。而朱元璋则企图整治官员以稳定王朝的统治，甚至一度想君民结合来整治官僚队伍，这也是历代统治者中少有的现象，大概与朱元璋早年的经历和他的布衣情结有关。当然，这四大案中，错杀、冤杀的成分很大，但从宏观上看，整顿吏治，没有那样的声势，也难以取得成效。看问题，也许得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来源：本文节选自朱永嘉最新著作《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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