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日报全媒体记者 路子强
通讯员 朱桂林 赵永斌
先看两个数据：截至2019年底，高唐县5—10年信访积案全部化解;今年以来，高唐县信访事项受理率、按期办理率、群众满意率均达到100%。
这些令人欣慰的数据，源于高唐立足党建统领，探索推行基层派出所、司法所“两所共建”，县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双心融合”的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新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唐的这一创新做法得到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的批示肯定。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十年矛盾一朝化解
2019年5月，三十里铺镇张铺社区村民囤京朋与囤兴明发生肢体冲突。派出所民警谭现志迅速出警稳控现场后，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囤京朋和囤兴明是叔侄俩，十多年前，两人在种地时发生纠纷产生激烈矛盾。虽然近几年两人没再发生冲突，但之前的矛盾一直没有较好地解决。事件发生前，按照村里的统一安排，囤京朋带领部分村民在社区清理卫生，囤兴明家门口的少量碎砖被清理掉了。“他是怀恨在心，故意将我的碎砖清走，那砖是用来修房子的。”囤兴明气愤不过，两人“干了起来”。
了解情况后，谭现志请来了司法所所长李媛媛、张铺社区调解员宋宝利，就两人的矛盾进行调解。经过共同努力，仅用一天时间，彻底化解了囤京朋和囤兴明之间十多年的矛盾。“是我不好。”“叔，我也有错。”看着两位60多岁的老人握手言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共建融合”工作的重要意义。
“‘两所共建’后，派出所、司法所‘合体办公’。派出所民警出警发现、受理的民间纠纷，适合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治安案件、刑事和解案件等，会与司法所共同介入调解。这一创新作法打破了由村居调解员首先调解的传统模式，将整合优化的调解力量放在最前端，不但消除了传统模式冗繁拖沓的弊端，还进一步保障了调解的公正性、专业性，让错综复杂的纠纷理顺理透，及早化解，有效避免了刑事案件和涉访涉诉案件的发生。”高唐依法治县办公室副主任、司法局局长徐启静深有体会地说。
与“法庭上见”说再见
矛盾出了村、出了镇，一纸诉状告至法院，此时法院的调解是矛盾能否化解的最后一道关口，化解不了，“一过堂”，双方就可能积下更深的“宿怨”。高唐县在推行“共建融合”机制过程中，注重完善分级归口调处、部门联动化解、多元规范共治等体制机制，让调解工作跑好“最后一公里”，使矛盾“刹车”在法庭前。
2019年12月，尹集镇某村村民老张一纸诉状将邻居老陈告至法院。原因是，他的一亩半地十几年来一直被老陈种着，就是不交还，也不给租金。
“老张，法庭判案讲的是法律依据，就是看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你的证是2015年12月发的，到现在正好4年，无法按十几年算。你这块地一亩半，按现在的行市价，一年承包费2000元不少吧?4年最多8000元。打完官司，几辈子的邻里情分可能就没了，值不值?”老张摆摆手：“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就是得出这口气!”听到这句话，受理该案的法官王众明白了：矛盾始于“气”，“判”，只能激化;“调”，方可治本。于是，王众联系了辖区司法所所长于杜奇，请他继续想办法调解。
“老张都把我告了，你还调解个啥!”老陈也“气”在头上，不愿意沟通。于杜奇没有退缩，拉上法律顾问宁洪峰，同时给两边讲道理、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1月，在于杜奇和宁洪峰的见证下，老陈向老张赔礼道歉，返还了土地，并一次性赔偿5000元，老张也出具了自愿撤诉申请书。做了几辈子邻居的两家人，在即将走进法庭之时，又和好如初了。
刑满释放人员归宿圆满
人和街道孙某于今年4月12日刑满释放。孙某家庭状况比较特殊，父子关系紧张，唯一的儿子电话不接、人找不到。疫情当前，人和司法所所长魏金锐考虑到他的个人情况，协调街道党委政府给他安排了临时住处。
隔离期满后，魏金锐协调县法律援助中心，准备走诉讼程序，找到孙某的儿子，解决他的赡养问题。由于孙某尚未达到60周岁，一般情况下难以立案。法律援助律师李伟以孙某情况特殊为由帮其向法院争取，使其达到立案条件。经庭前调解，父子双方达成和解，儿子每月支付孙某160元生活费，并为其租住房屋。孙某表示“回头是岸”，争当社会好公民，不再给党委政府“添乱”。自此，父子俩不再“拔剑弩张”，这起赡养事件得以圆满收场。在这起事件中，“两所”“双心”部门联动，“硬”执法结合“软”服务，让孙某没有被家人和社会冷落，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初心。
“就拿这个事件来说，要是在以前，由于基层依法治理中存在职能部门职责不清、人员分散、效率低下等问题，很可能使孙某处于监管空白状态，从而导致无生活来源和居住地的他有可能再度犯案，极大增加办案成本。‘共建融合’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整合调解队伍、优化调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确保矛盾不上交，逐步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唐县司法局办公室主任杨洋对记者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