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女性很多是无名的，姓张叫张氏，姓李叫李氏，结婚后把夫姓冠在前边，譬如母亲多年前就是叫“陈张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报户口需要有个名字，我为母亲的名字犯了愁，问她小名叫什么，想在此基础上发展一下。母亲说：“你这个丫头不懂事，哪有孩子要知道老人乳名的?”没办法，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两个字“明磊”，说明母亲光明磊落的一生。户口本上，母亲有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张明磊。
我的母亲和千万个中国母亲一样，她的善良、正直、无私，钢铁般的意志、迎着困难奋斗的精神，对子女的人生旅途有着重要影响。我常常和儿子们说母亲的故事，他们啧啧称赞。大儿子是学文学的，他说：“应该把姥姥的故事写出来，她不是一般人，很有典型性。”
本文作者陈枫和哥哥陈俊生。
母亲讲这故事时，我心里酸酸的
母亲生于1887年，卒于1967年，经历了4个时代：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的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岁月。
说到“三反”“五反”还闹过笑话。当年东北大区政府临时抽调一批干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我也被调去了。根据当时的反贪规定，贪污人民币(指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工作队叫“打虎队”。我在家书中说我参加了“打虎队”。母亲见信大惊，马上让三哥给我写信，说要多加小心。她说：“哪来的那么多老虎呢?都进了沈阳城了，一个女孩子都参加了打老虎。”
姥爷是一位教书先生，常给孩子讲《太平广记》《笑林广记》中的故事。后来母亲又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母亲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不到3岁时，她亲娘就去世了。不久，她有了后母。
母亲稍大一点的时候，经常住在舅舅家。舅舅是吉林市有名的中医，很重视子女的教育，请一位老先生教孩子们念书。母亲非常羡慕，常常去听先生讲课。有时我想，如果母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
母亲心灵手巧，颇得舅父的疼爱。舅父常常给她讲一些医学知识。每次舅父在家给人看病，母亲都细心观察，有时提些问题。我小时常听母亲讲什么“十八反”，即哪些中药不能同时用，吃了要死人的。我们小时候偶尔生点小毛病，母亲弄些中药吃就好了。常见邻居女人抱孩子找母亲看病，母亲把自己配的药给他们吃，从未收过钱。母亲认得许多中药，能把一大包草药叫出各种名字，还会用嘴尝尝，然后她会说：“是的，是这个药。”
在家境比较困难的时候，她送我老哥(当地称最小的哥哥为老哥)陈俊生(后来曾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去私塾，开始读些四书五经，后来念医书，希望他像舅爷成为名医。母亲从未奢望她的儿子做什么大官，常说：“官高有险，树大招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我只求老儿子能经常在我身边，当个好中医就行了。”
母亲还在舅妈指导下学会了一手好针线。常见母亲拿一把带有白星星的木尺，在人身上比来比去，然后一件合体的衣服就裁好了。嫂子们以及邻居们抱着一些布找母亲裁衣，全凭她们说高矮、胖瘦，或者拿一件旧衣参考。母亲绣花也是有名的，70多岁时仍能戴着老花镜绣花。她自己的鞋都是绣花的。我虽然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绣花、裁衣，但简直只学到了九牛一毛。尽管如此，在我有了3个孩子之后，经济拮据年月，几乎一家人衣服都是我做的，特别是中山装也能自裁自缝。
母亲13岁那年，由姥爷做主和小她4岁的我父亲陈殿元订了婚，这就决定了母亲坎坷、苦难、颠沛流离的一生。有时我想，如果姥爷不过早地给母亲订婚，如果她的后母不瘫痪，母亲的人生将是另一番天地。
给母亲另一个打击是她外祖父去世。虽然舅父母一如既往待她，她那寄人篱下的感觉更强烈。她说：“我真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常常自叹命苦。”
母亲的后母脚踝生了一个疮，久治无效，后来这条腿残疾了，卧床不起。母亲的两个姐姐素来不喜欢这位爱挑剔的后母，而且不久先后出嫁了，侍候后母的活儿就落在母亲的肩上。除了端屎尿，还要天天清洗烂腿。卧床的后母很讲究，衣被要经常换洗，稍不如意就百般刁难。一次她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后母骂个不停，让母亲把碎碗摆在桌上，不准扔掉，意思很明白，是等姥爷回来看的。晚上姥爷看见碎碗说：“碎了还不扔了，摆在这干什么?”事后这位后母又骂了好几天，说：“摔了东西不打不骂，哪有这样惯孩子的?”
这位后母嫁到张家17年，瘫痪了11年，几乎全是母亲侍候的。临终前她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你心眼好，待我和亲妈一样，会有好报的。”
不久姥爷也去世了，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嫂子贤惠，把她看成亲妹妹一样。可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没有钱给妹妹准备嫁妆。那时新媳妇婚后三天要“亮箱”，实际是展览嫁妆，很有讲究，就是在这一天打开自己的箱柜，把衣服、鞋子、绣花枕头、首饰等向婆家亲友展示，一是要看娘家的陪嫁，二是要看新媳妇的针线活儿。姑娘出嫁前几年就准备嫁衣，其中最主要也最费时的是鞋子，不但为自己，还要给公婆、大小姑、丈夫做鞋子。如果“亮箱”得到喝彩，新媳妇有面子，在婆家地位就会提高，亲友们也会刮目相看。
由于日夜操劳，母亲出嫁时几个箱子装满了各种应时的衣服、大小姑子的鞋，“亮箱”时得到称赞，被人夸针线好、嫁妆多，给娘家增了光。
那时夏季农忙，地主会雇用短工锄地、女工薅草。男人用长锄头，边锄边走;女人的工具是一尺多长的小锄头，工钱也只有男人的一半，劳动时必须蹲着往前走，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多数跪着往前爬。地主们愿意用女工，既听话又省钱，吃得也少，早来晚走，中午管一顿饭。用高工钱雇一个打头的，她速度飞快，其他人必须跟上，跟不上就扣工钱。母亲一天挣的钱能买两双鞋面，聚少成多，一个夏天能挣不少钱，除了做鞋还能做些嫁衣，又能常常接济嫂子。母亲在出嫁前若干年中就是这样度过的，攒下了一些私房钱。据她回忆，那时一天下来腿疼得爬不上炕。
到了冬天更忙，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鞋底。晚上不能绣花，怕油灯给熏黑了。白天有时还要照看侄子。有一天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抻线时碰着了正在午睡的哥哥，他翻身坐起来，抡起拳头就打。母亲气急了，和他吵了半天，并说：“嫌我吃你的闲饭了，送我去做童养媳吧。”从此母亲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淡漠了。
母亲讲这故事时，我心里酸酸的——母亲实际上是个孤儿。
张明磊72岁留影。
穷得连一块补丁都没有
成亲时，母亲刚过了19周岁生日，父亲也刚满15周岁。有一位远房的姑奶奶来自城里的大户人家，来参加婚礼时带着伙倌(厨师)和食品。她被母亲的美貌震惊了，拉着母亲的手说：“哎呀，你们怎么找了这么好看的媳妇，又有文化，有教养，这皮肤和白竹布一样白呀。”母亲确实很漂亮，1.7米多的个头，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她是吃松花江上游水长大的姑娘，皮肤白嫩。
母亲回忆：“和你爹成亲后，没过一天安定日子。”最初他们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叫其塔木村河南屯的地方住下。不久又搬到舒兰县一个叫六道荒的地方。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住不下去了，又搬回其塔木村住了7年，7年搬了7次家。她曾痛苦地说：“那过的是什么日子，最多时一个月搬4次家，穷得连一块补衣服的补丁都没有啊!”
日子虽然清贫，家庭倒也和睦。家内的事由祖母做主，大事由祖父掌舵。祖母37岁就做了婆婆，婆媳形同姐妹。母亲很尊重年轻的婆婆，在我的记忆中，她每次说起祖母，话里都浸透着怀念和敬意。祖母没有文化但颇有教养，善良、聪明，从不发脾气。祖母常对人说：我们家娶了个贤惠、能干的儿媳妇。母亲说：“没见过那么好脾气的人。”
记得我结婚后告诉母亲，婆婆是丈夫的后母，她严肃地说：“要善待你婆婆，哪个媳妇是婆婆生的?”她对门前来讨要的人都尽量给予帮助，常说“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太阳不会总在一家红”。
祖母43岁去世。祖父脾气暴躁。祖母生第一个女孩时，祖父摔了一个泥盆，他想要个儿子。祖母生二姑时是个冬天，祖父把一个火盆摔了。在那冰天雪地北大荒，祖母自己起来做饭，还在灶王爷像前烧香请求原谅。她去世那天说脖子疼，叫母亲扶她坐起，又叫母亲给灶王爷烧香，就在母亲怀里咽了气。当时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大多数家庭中，中年妇女慢慢死去，谁也说不清楚原因，人们给它起名叫“死老婆沟”。
我们家祖上是河南彰德府涉县(现归河北)人氏，不知祖上哪一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祖母去世后，全家北上逃荒。听人说北大荒正在开发，就向北大荒迁移。祖父兄弟二人和我父亲先去。这无疑是个探险活动。那时候不是交通不便，而是没有交通，全是荒山野岭，野兽出没，狼嚎虎啸，日出才能上路，日落就得找个车马店住下。小唱本《水浒传》里“武松打虎”一节说：“三人五人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就是那样。这段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这时的祖父已50多岁，大祖父快60岁了。可见父辈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北上后，父亲和两位祖父认识了一个叫王财的人。王财夫妇到得较早，在依山傍水地方盖了三间草房，有了十多垧好地，父亲为他家做长工。大祖父是粉匠，给一地主家开粉房，收入颇丰。祖父也给另一地主家做短工兼做些零工。经过一年多奋斗，有些积蓄，父亲就向王家告假回去接家属。
父亲离家一年多，家中妻儿音信皆无，他非常挂念，满嘴起了大泡。有人说喝点醋就好了，可是父亲舍不得二分钱的醋，就到一家店里问：“你的醋酸吗?”掌柜的生气了，端起一勺醋说：“不酸你喝下去!”父亲把一勺醋喝了下去，痛得在地上跳起老高，嗷嗷叫着，把掌柜的吓了一跳。父亲的口腔溃疡奇迹般好了。
家族的北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一个哥哥和姐姐冻饿死在逃荒的路上。父亲趁冬季农闲回家接妻儿。拉脚的(运输)人和物均以重量定价。全部家当是两只木箱和一个水缸，加上母亲和4个孩子，一共是530斤，雇了一个叫宋三荒的人，赶着一辆带棚子的马车上路了。走了一个多月，冰天雪地，车行很慢。母亲晕车厉害，呕吐不止，人也虚脱，每到住店上下车，都由父亲来背。在路上，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冻饿而死，分别只有4岁和2岁。母亲昏迷中什么都不清楚。后来父亲痛苦地说：“那是把孩子埋在雪地里了。”
那时路上经常碰到被冻死的人，人们把冻死的人叫“路倒”，有时一天踫到几个“路倒”。母亲清醒后不停呼唤两个孩子，为此病了半年多才能下地。她到家前边的南山脚下呼喊他们的名字，幻想两个孩子会从山脚下跑过来。我记事后常坐在母亲身边听她讲哥姐惨死情景，和她一起伤心落泪。
王财夫妻后来染上赌瘾，把房子和地都卖给了我家。一家人从此就在北大荒一个叫横岱山前的农村落户了。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有4个在此出生。在这依山傍水的半山区，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母亲常说：“这是一生中最安稳，不愁吃穿的几年。”
母亲的牙不好，很早就开始掉牙。旧社会镇上没有镶牙的，而牙掉了若干年再镶是很困难的。据她回忆，她小时候，一位远房姑奶奶，她的孙子出世后不久儿媳妇死了。要想让这个婴儿活下来，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做“奶布子”吃。做“奶布子”，就是把上好的小米煮到七八成熟，用干净的白布包着一口一口嚼，嚼烂了抖到碗里，滤掉渣子，出来白白的米汤给孩子喝。一天要嚼一两斤小米。姑奶奶是没有几颗牙的老太婆，这嚼半生不熟小米的任务落在母亲身上。她嚼了3个多月，牙疼得最后吃饭都困难。一位老中医说：“慢慢养着吧，没法治，可能你会早掉牙的。”没想到，这一善举给母亲晚年造成极大痛苦。
拾来麦穗换学费
母亲教育孩子，会讲今论古，让人心服口服，从不打骂，哪怕我们做错了事。我读小学时有一年瘟疫流行，死人很多。镇子东门外有一块乱葬岗，穷人死后就扔到此处。同学们传说因死人太多都无人埋了，遍地是死尸。我既好奇又胆大，想去看看。一天放学后就奔乱葬岗去了。一眼望去有一些横七竖八的东西，有用席子卷着的，有用草捆着的。天渐渐黑下来，忽然感到害怕，看看旷野空无一人，加快脚步往回走，走着走着跑起来，慌不择路，有时踩到那一捆捆的东西上，有时踩着硬的，有时踩上去软乎乎的。
事后想那软的可能是身子，那硬的可能是人头吧。跑回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父亲暴跳如雷，说丫头就不该念书，出了事怎么办。母亲担心地说：“吓着了吧?”我说：“开始没怕，后来才怕的，好像那些鬼来追我。”父亲吼道：“哪来的什么鬼?要有鬼怎么不去抓日本鬼子，都是鬼子害死的。”虽然这么说，他脸色温和了，心里一定想他的女儿多么勇敢，他最不喜欢胆小的人。事后母亲教育我说：“世道不好，一个女孩子碰上坏人怎么办?”她叹口气说：“唉!你呀胆子忒大了，哪像个女孩子?”此后便加强了对我的管教。
过去家境所限，其他哥哥未能念书，母亲深感遗憾。条件好一些后，她把希望寄托在我和老哥身上。父亲反对老哥上学，说家中失去一个劳动力，又说我一个女孩子要嫁人围锅台转，念书有何用?二哥也说：“丫头念书带到婆家去了。”
但母亲坚持之下，总算和父亲达成“君子协定”，我们可以去念书，农忙时老哥必须回来干活。父亲还说，家里不出1分钱，由母亲自行解决。学费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每到秋收以后，家里活儿忙完了，母亲就拿起一条麻袋和一根麻绳，怀里揣上一块干粮和一块咸菜上路了，到那些收割后的谷地、麦地里，拾捡丢在地里的谷穗和麦穗。天黑前，她像背着一座小山一样回来。如果哪块地里还有没运走的庄稼，母亲就离开那块地。她说：“瓜下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为避嫌，她宁可走得远一点。
记得有一次，母亲叫我第二天给她到某块地送饭，因为那块地里的庄稼已拉完了。我提着瓦罐，里边装着稀饭，上面盖着一个碗，碗里有一块干粮和一小块咸菜，再扣上一个大碗，这样就凉得慢了。远远望去，在那一望无际刚刚收完庄稼的土地里，母亲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身边已经堆了一大堆麦穗。她高兴地说：“我老姑娘给我送饭来了，今天可以喝上热米汤了。”看着母亲坐在垄上吃着干粮、啃着咸菜疙瘩、喝着米汤，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要留下，她不准，要我回家复习功课。她说：“妈这辈子命苦，从小无父无母，不能再让你们和我那样了。”此时的母亲不懂什么妇女解放，但她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妇女经济独立的意义。
母亲拾来的谷穗晒干后，脱粒碾成小米，黄灿灿的，干干净净，没有一粒沙子，到镇上能卖个好价钱。这些钱她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留作我们兄妹的学费。她对书的崇拜达到迷信程度。我小时若是不小心脚踏到书上，她会严肃地让我拿起来顶在头上赎罪。形成习惯，我上大学后还经常把书顶一下，如果有谁的书包挡了路，我会绕过，绝不跨过。
多年以后，就在“四人帮”大喊“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时代，我也没有动摇让儿子们读书受教育的决心。“文革”中我为孩子念书问题遭到批判，说我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就用毛泽东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反驳他们。我常常和儿子们说：“你们若不能上大学读书，我是死不瞑目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各报都发表了这一消息。一天晚上，在工厂当工人的大儿子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说：“妈，你可以瞑目了。”给我说糊涂了。他说：“弟弟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地考大学了。”我马上说：“你呢?”他说：“我一个初中生，没戏了，他俩正在读高中，考大学是没问题的。”我说：“你可以复习嘛。”这一年他没报考，可当他一些同学考上大学后，他信了我的话，马上找来高中课本孜孜不倦学习起来，1978年他和二弟同年考入大学。两年中，我的三个儿子先后考入重点大学。
本文作者陈枫。
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
母亲热爱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不论多么艰难，很少见她愁眉苦脸。她常说：“一分精神一分福。”她的发髻从来都是在头顶上梳得高高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块补丁，也要补得周正，针线要藏在补丁的下边。
母亲喜欢浆衣服，一为美观，二为好洗。浆衣服是很麻烦的，要把衣服洗干净、挤净水后放进冲好的粉子里，然后抖出来晒，要在不太干的时候叠好，用棒锤乒乒乓乓地锤，最后把折叠的棱角也锤平。进城后，棒锤和锤石没了，她习惯仍未改，改用脚踩，踩得平平整整。我有次回家，洗了几件衣服晒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醒来见母亲正在给我踩，此时她已是快70岁的人了。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母亲说：“你们在屋里等着，我去给你们变些东西来吃。”说着神秘地笑笑。过了好一会儿，她像个雪人似的回来了，胳臂上挎着满满一篮子西红柿。在冰天雪地的东北，能见到这么多鲜红的水果，真是天方夜谭了。不仅孩子们，哥嫂也惊呆了。
数九寒天吃上新鲜西红柿，比那鱼翅、燕窝好吃多了。母亲破例拿出白糖，我们吃着拌白糖的西红柿，又凉又甜，至今不忘。母亲告诉我们，深秋时节自家种的西红柿吃不完，有些快红的、待红的，冻了着实可惜。她想了一个办法，把麦秸垛中心掏出一个洞来，把西红柿装进去，把洞口堵好，没想到红的保鲜了，绿的也都红了。这真是母亲的一大发明。
母亲还人工孵过小鸡。我上小学时，一年夏天，正是鸡生蛋的季节，忽然闹起鸡瘟，传得很快，几天之间前院后村的鸡统统死光了，全镇各村没有一只鸡了。鸡对老百姓来说，是一项可观的副业收入，妇女只有生孩子才能吃上几个白水煮蛋，我记得小时候过生日才给煮个鸡蛋。
一天吃饭时，母亲说要孵些小鸡，并说要到很远的村子去买蛋。家里人都觉得好笑，人怎么能孵鸡呢?父亲说：“别听她胡扯，想一出是一出的，没听说人能孵出鸡来。”母亲要做的事别人是动摇不了她的，第二天她早早提着小筐上路了，到天麻麻黑，回来了，兴奋地说：“买到了21个鸡蛋，那家院子里鸡很多，大公鸡也漂亮，这蛋错不了。”
母亲开始孵小鸡了。
首先在热炕头放上厚厚的棉垫子，把21只蛋平摆在上面，再盖上厚棉絮。母亲每天像照看婴儿那样抚摸那些蛋，并学着母鸡的样子翻那些蛋，晚上也把手伸进棉絮里不停地摸，太累了就打个瞌睡接着抚摸。过了三四天，她把蛋一个个在灯下照，辨别出“坏蛋”淘汰。再过些日子，她把所有的蛋放进温水盆里，哪个蛋沉到盆底，就说明这是死鸡，要马上淘汰。到21天时，蛋再放进温水里，这时的蛋不仅是摇摇晃晃的，而且里面叽叽地叫着，要赶紧拿出来小心放进棉絮里。有次母亲让我把蛋拿出来放进棉絮里，我高兴极了，觉得这是最大的奖赏。
过不久，17只小鸡全出世了。母亲编了一个草窝，晚上它们挤在窝里，白天母亲走到哪儿它们就叽叽地跟到哪里。母亲到后院菜地，它们前前后后跟着;母亲中午休息，它们就在窝里挤在一起睡觉，等母亲起来穿鞋往外走，它们呼呼啦啦跟在后边。从前母亲常领我们一群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她总是张开双臂做老母鸡，这下她真成了“鸡妈妈”了。
邻居们先是不信，然后是啧啧称奇。第二年这些鸡长成大鸡。院子里有17只鸡是很壮观的，因为别家没有。
最后一面
可能是命运的安排，使我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1967年，我到东北出差，公事完成后，回乡探母。已经3年未见到母亲了。到镇上时，刚好是10月1日国庆节上午。
我每次探亲，先写信告诉大概日期。信一到家，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就全知道了，因为我在北京工作是母亲引以为荣的。那时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全镇也没有一部电话，后来有了电报，一般不用，那样会把人吓一跳。
这次来不及写信。我想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一个惊喜。快到家时，一个调皮的念头闪现，我先不忙进去，绕到房后，踮起脚来从后窗往屋里看去，看到母亲在南炕上坐着，呆呆的神情黯然，发髻照例梳在头顶上，背稍稍有点驼。我忍不住大声喊：“妈!”然后缩到窗下。过会儿我探头看，她抬起头东张西望一下，嘴里说些什么。啊，她听见了。我踮起脚又大喊了一声“妈”，她终于看见我了。我大喊：“妈!我回来了!”
母亲虽然已80岁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我往前门跑去，母亲灵巧地下了炕，大声说：“别跑，小心狗!”没想到大黑狗摇头摆尾，亲热地咬我的裤角。母亲说：“三个孩子的妈了，还这么顽皮。”
母亲问长问短，还做了各色各样的点心，叫我带给孩子们。“文革”岁月，城里机关、单位都分了派别，农民们照常过日子。母亲忧心忡忡地问我：“有那么多坏人吗?”她十分担心老哥情况，“你老哥大小在省里也是个头啊，能不得罪人吗?”
说实话，“文革”开始我是比较“热”的，对毛泽东崇拜是五体投地的，奉若神明。后来看到乱了套，也想到将来可怎么办。记得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侄女“串联”来到北京，吃饭时我顺口说：“这么乱将来可怎么收拾?”她马上反驳我：“毛主席党中央会知道怎么收拾的。”吓得我不敢往下说了。许多家庭悲剧就是他们的妻子、丈夫、子女检举他们在家里说了什么，成了“反革命”，最后家破人亡。母亲的话使我震动、清醒许多。后来“文革”中许多活动，能不参加的就尽量不参加，使我免去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劫难。母亲嘱咐我：“凡事都要悠着点。”
这次回家，我照例给母亲拆洗被褥，发现一件上衣已经是补丁摞补丁，本来的面貌看不见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有几斤重。我怕我走后她再穿，想撕成条条又怕她伤心，就劝她：“三嫂说打格布没旧布了，怎么做鞋?这件衣服能打不少格布，能做多少鞋啊。”母亲同意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来，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她已是四世同堂了，她的儿子已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了，她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
母亲的钱从未为自己用过，全存起来，到过年时早早准备出一份一份给孙辈们的压岁钱。给钱她不用，我就想办法买她需要的东西。记得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第一个月工资近50元，从未挣过这么多钱，兴奋得不知该放何处。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钱，想的就是给母亲买些东西。第二天就进店，给她买了一块够做长裤的黑色府绸，一块够做大褂的白色府绸。最后又买了她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和红枣。拆了一条裤子缝起来，布料单独包好，然后寄走。后来母亲告诉我，镇上邮递员送到家里来，一进门就说：“你闺女寄的什么好东西，这一大包子还带着香味。”
为什么买苹果呢?在日本鬼子侵占的时代，把东北人喜欢吃的国光苹果定为军用，老百姓要吃就是“经济犯”。一次母亲病得不吃不喝，忽然说想吃苹果，父亲跑遍镇上的店，偷偷买回两个揣在怀里拿回来。
母亲从未戴过像样的耳环，我小时常说，等长大了挣钱要给母亲买一对金耳环。后来在北京一家店里，我选了一副最重的金耳环，为如何寄给母亲犯了愁。最后把耳环缝在一件旧毛衣袖管里的袖根处，寄回老家，同时寄一信。母亲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我一辈子没戴过金耳环，这是我老姑娘给我买的。”这副金耳环她一直戴着，直到随她入土，我感到无比欣慰。
最后这次探母，我的经济状况到了“秦琼卖马”的地步。为了给孩子们补充营养，我把唯一的金戒指卖掉了。我清楚记得那金店收购员用钳子咔吧一声把它弄断了，然后扔进铁皮柜子里，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刺痛了。那么重的戒指换回20元人民币!后来条件改善了，每到首饰店都看戒指，就没有当年那个样的。
从我有记忆起，母亲从未有把我们搂在怀里那种亲热表示，感情并不外露。我回家探亲，她非常高兴，但她说：“能住一个星期不错了，回去吧，别误了工作。”
以前走时都是高高兴兴的，这次不同了，眼望着80岁高龄的老母，我眼泪悄悄流下来。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告诉家人谁也不许送我。当我上了卡车，转身往下看时，父亲站在车下，我第一次居高临下看父亲，一个瘦削小老头雪白的胡须飘在胸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不失当年的英俊。我大声说：“爹!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谁也不送吗?”父亲笑说：“我上街有事，来看看你，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眼睛又一次模糊了，其实他很爱我们，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己。
回京后，我给母亲做了短裤、衬衣，寄了回去。母亲来信说很高兴。两个多月后，她就因一次感冒引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了。
母亲去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雳。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丈夫被审查扣发了工资，经济上的拮据不说，那政治上的歧视令人窒息。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令我心力交瘁。当时就到商场买了黑纱，我和儿子们都戴上，以寄托我的哀思。母亲去世时我未能守候在她身边，成为我终生憾事。幸亏母亲去世前两个多月，我们团聚了一周，否则我会难过至死。
多年来一直在想，一定要把母亲的苦难、坎坷、奋斗、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写出来。这不仅是写我的母亲，是写旧中国被压迫的女性，她们是和命运抗争，对子女奉献一生而索取为零的母亲。
陈枫 来源：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