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俞任飞 文/摄
天色向晚,临近饭点。当天的晚餐是心仪和弟弟从地里摘来的豆角,晚饭是弟弟做的,一碗豆角酱汤,一锅稀粥,再加一笼馒头就是当晚的菜单。
王心仪和弟弟去采豆角做晚饭。
看上去,这个家确实不富裕。此前,“感谢贫穷”的观点和“寒门贵子”的标签,将心仪扯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
当记者走进这个家庭,却发现在表面的贫穷之下,这个家里的父母和孩子,很阳光,很开朗,也比记者想像的快乐。
北大录取通知书
当天晚饭后,照旧是心仪洗碗。一家人一边忙着各自的事,一边大声交谈着。母亲催促赶紧填了助学金表格;叔叔品评着最近来采访的媒体,提醒心仪说话别太直;弟弟则安静地走回房间,关上门开始为高三做准备。
在王心仪的记忆里,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赚钱,所以自己和母亲相处更久。
母亲的陪伴与教育,也深深地塑造了王心仪如今的个性。采访中,她乐观开朗、不卑不亢的态度,都可以见到妈妈——李春花的影子。
全班唯一一本彩印课本
“心仪”这个名字是妈妈取的,寓意心仪已久,她一直想要个女孩。“好听,关键是简单,好写。”
好听、好写,这是李春花朴素的起名哲学。
这样的朴素哲学,也贯穿在了妈妈的教育理念上。孩子还未出生,她寻思着也给孩子做些胎教。她爱听广播,当时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她跟人要来些旧电池装好,就放给肚子里的心仪听。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每次这个声音一起,肚子里就会有点动静。”这个上世纪80年代最风行的少儿广播节目,却是王心仪这个世纪宝宝最早接触的世界。
一岁多,她又开始教小心仪识数、念字,内容就来自于自己幼时的课本。“锄禾日当午、白日依山尽,就这些五个字的诗句。”
李春花还专门托在保定工作的兄弟买些三字经之类的蒙学书籍,自己先背会了,再教给几个孩子。
在孩子的教育上,李春花从不吝啬。王心仪在村里小学读一年级时,课本是黑白的复印本,她嫌文字模糊,专门托人去镇上买来了一本彩色正版课本。“小学时我没有书包,没有笔袋,但课本却是全班唯一一本正版彩色的。”
这个念过中专,又在村里教过书的女人明白,教育对一个孩子的重要性。“我在村里教过一二年级的学生,我不死教书,没事爱带着他们一块玩,孩子都比较喜欢我。”自称孩子王的李春花,又把这样的教育经验用在了自己孩子身上。
“我不爱强迫他们。”不想学习的时候,李春花就领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捉迷藏、扔沙包、打弹子,我教他们玩。”在她看来,玩耍或是干活,其中都蕴含着智慧。
李春花最看重孩子们的独立意识,“我就希望,他们能自己想明白要什么”。王心仪想学文学做教育,她支持,甚至还建议女儿进了大学要辅修哲学,“文史哲不分家嘛”。读高三的弟弟现在也已经定下了目标,“我想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念中医”,这个内向的大男孩说。
如今,王心仪已经考入大学,大儿子王宇同也不太需要她劳心,她又操心起了6岁的小儿子晨曦。家里贴满了儿童画册,门外的矮墙上,李春花用粉笔工整地抄写了加法算式和拼音音节,教6岁的小家伙唱着“上学歌”。
母亲是良师,更是益友
对王心仪来说,母亲是良师,更是益友。
王心仪记忆中的重要场景,母亲从未缺席。“送我上学,陪我玩耍,一块下地,一块聊天。”
如果说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母亲则给了他们最长情的陪伴。
在王家,不少农村传统家庭存在的长幼等级变得稀薄。母亲常给王心仪带来一种错觉,“总觉得我多大,我妈就会和我一样大。”李春花常常和女儿打趣,梦见和她一块学习、考试,“我问她然后呢,她说一题都不会。”王心仪摆出一张笑哭的脸,母亲的豁达和包容,在心仪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每当年幼的王心仪产生了困惑,母亲最常见的回答,就是“哎呀,妈妈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换位回答让她倍感亲切,也让她没有顾虑。
除了学习、生活,甚至青春期懵懂的情愫,她也愿意与母亲一块分享。
这种陪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王心仪的压力。
从小,家庭情况就使得她在某些方面显得尤为敏感。某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心情郁结的她想着出去散心,却被老师批了一句“这个王心仪,考得这么差,还出去玩。”被误解的她不敢在同学面前落泪,“只有给妈妈打电话,才敢放声大哭。”就像是避风港,在外要强的王心仪只有在妈妈面前,才能肆意表露自己的感情。
母亲的贡献,王心仪心里很清楚。“我妈把很多心血倾注在我们身上,那种陪伴是我们最需要的,(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报答。”
除了温情,这个家庭更有平等和独立
在这个家庭,除了温馨的亲情,更可以看到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孩子们依着天性,自由生长。
王心仪不仅从不参加补习班,还养成了许多兴趣爱好。小学毕业,热衷画画的王心仪想去离家最远,也是县里唯一开设美术班的枣强五中上学。李春花一咬牙给孩子报了名,每周她都踩着电三轮送孩子去二十多里之外的学校上学,电瓶只够单程,回来她就只能推着电三轮走上个把小时。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