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年后，吴世雄的“衣钵”传给独生女儿吴继涛，“那时候兴顶班，我妈妈就在太和乡冯坝村当老师。”辛劳，这是少年吴松记忆中的乡村教师，“当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妈妈一个人支撑，教书之外还要干农活。”他说，夜里常见妈妈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批改作业，“煤油灯是用墨水瓶自制的，舍不得用油，亮度甚至比不过月光。”无论是荣耀还是辛劳，揉到吴松心里汇成了信念，他也要当老师。信念和“跳出农门”的迫切拧成一股劲，吴松如愿考取了师专，“1989年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现在的太和乡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今年是工作的第29个年头。”
受家庭影响，妹妹吴旭和吴松走了同一条路，2000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跟吴松成了同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真真切切的人生，兄妹俩都在合适的时间认识了同岗位的另一半，各自组建起了幸福安稳的乡村教师小家庭。“所以说，我们家三代共有7个人，都做过或正在做乡村老师。”
身教
以鼓励为“宝”
吴家教出了30多个“村教”
吴家三代在太和乡教书已持续63年。有乡邻做过不完全统计，“全乡9000多人，几乎每户都有吴家教过的学生。”罗枝良、陈代琼、陈代林、罗朝勇、罗道敏、郑华良、郑循福是“吴世雄老师的学生”；任洪平、黄玉芬、李霞是“吴继涛老师的学生”；高雪莲、卫雅玲、任健、陈建峰、江涛涛是“吴松老师的学生”……随机采访，便能从当地找到众多吴家的“门生”。
被这些人铭记在心的，是吴家为他们打开“门”，也为他们找到“路”。“他上课总是绘声绘色，我后来当老师也总是学着他那样给学生上课。”原太和中学校长罗朝勇是吴世雄的学生，他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继续传给后人。太和乡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副校长任洪平，一直感念恩师吴继涛在人生路上扶起自己，“以前读书穷，她就帮我们垫学费，是她鼓励我们两兄弟走出了大山。”“如果不是吴老师，我现在不可能坐在高中教室里，可能就在某个小餐馆打工吧。”高雪莲流着眼泪说。事实上，从吴家三代老师那里“有模学样”的人真不少，他们跟恩师一样成为老师，有罗朝勇、任洪平这样扎根大山的，超过30人；也有泸州市古蔺县中诚中学体育教师任健这样，在更大舞台发挥特长的。三代人都当乡村教师，围绕乡村教学的讨论与思考是这个家庭绕不开的话题，最后三代人有了共识——鼓励是“法宝”。因为这个法宝，年过七旬的郑循福依然清晰记得，老师吴世雄帮他找出身上的闪光点，“哪怕我再调皮，也有优点。”也因为这个法宝，贫寒家庭的任洪平兄弟俩成功走出大山。17岁的高雪莲曾在初三时弃学，投奔城里的姐姐打工去了，是吴松三番五次组织各方力量把她劝返回的教室。吴松说，“刚好遇到上化学课需要胡豆花，我特意把这个任务交给她，不想她竟然带来一大袋来，还因为摘花差点被狗咬。”高雪莲回忆道，“全班同学给我鼓掌，很受振奋，后来中考也不错，才能继续坚持读高中。”
执念
5次放弃转行
只为更多的学生走出大山
有人说，学生是老师最好的“成果”，教书29年的吴松感同身受，他说自己的“成果”越来越“好”，“主要是指学生学习的环境越变越好，走出大山的机会越来越多，改变命运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1989年到太和乡之初，吴松成为学校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职体育老师，“那时候操场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土墙黑瓦的教室连灯也没有，一到阴天几乎就看不见。”后来，某国企赠送了一对篮球桩，成为全校仅有的正式体育用具，“双杠之类的，我就砍树自己做。”
在那个自给自足的年代，自己动手的事情远不止这点。每年冬季开学，吴松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带全校师生一起给操场除草，然后到附近山上挑石头，打碎了铺操场的坑洼，“每年都要踩出坑，所以每年要重新补。”直到本乡一个商人捐赠水泥河沙后，学校终于有了稍微像样的操场，那还是吴松带队自己动手施工抹出来的。
艰难度日的岁月已经翻篇。现在吴松可以用投影讲课，带学生到专门的实验室操作，还有木板洛铁画等民间工艺供学生选择学习，曾经的泥巴操场早也已经脱胎换骨成为标准的塑胶跑道。“硬件设施好了，软件环境也在变化。”吴松深谙乡村教育的瓶颈，“受农村社会风气的影响，家长眼界和意识的限制，师资力量不足等影响，以前农村的辍学率非常高。”他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所在的班，100个学生考上初中，最后总是不到80人能读完。“但是现在，最多两三个学生坚持不下来。”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