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手足相煎的“自残史”，珍惜心手相连、兄弟并肩局面，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团结“合一股力”。翻开史籍，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凡有权利之争的地方，就免不了矛盾和冲突，区别只在于数量多寡和程度强弱。纳入元朝版图后，西藏地方“习惯性”的内部之争并未消停。归元不久，萨迦本钦贡嘎桑布即因同“国师”八思巴存在意见分歧而作乱，被蒙古军队镇压，造成萨迦政权威望下降。同萨迦派早有矛盾的止贡派乘机发难，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虽因蒙古军队介入而致止贡派大败，但其后萨迦政权仍为没完没了的内部纷争所累，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帕竹政权取代。明朝时期，帕竹政权也因内部斗争乱成一锅粥，终致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各贵族势力、各教派势力互相混战的闹剧也演得没完没了、喧嚣繁杂。清雍正五年(172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阿尔布巴杀死首席噶伦康济鼐，导致前后藏战争暴发，其结局是四噶伦颇罗鼐率兵攻入拉萨俘获阿尔布巴。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势压制后藏，迫使九世班禅出走内地长达十四载，直至圆寂都未实现重返西藏的夙愿；1947年，曾任摄政多年的热振活佛被时任摄政达札和噶厦政府迫害致死，并致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热振寺被洗劫一空。除内部纷争不止外，西藏地方同兄弟民族和相邻省区间的纠纷、战乱也为数不少：民国元年(1912年)，清朝覆灭，其在藏军政机构徒剩空壳，十三世达赖趁机策动“反汉”，逼走末任驻藏大臣联豫，并将中央在藏官员和军队全部驱离西藏；1917年，西藏地方军队向川边驻军发动进攻，一度占领多座川边重镇，但最后在川边军队猛烈反攻下一切“归零”；1930年，西藏地方军队因插手四川甘孜民间纠纷，引发“大白事件”；1932年，西藏地方军队以调解青海玉树地方两座寺庙财产纠纷为名，悍然攻打马步芳所部；1949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防止共产党入藏”，将国民政府驻藏机构官员及其家属和汉族商人全部驱逐出藏。“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无论是西藏地方政权的内部纠葛还是其同兄弟民族或相邻省区间的纷争，带给西藏人民特别是百万农奴的，除赋税加重、被迫参战、流血牺牲、家破人亡外，没有任何实惠。即便所谓“反汉”、“驱汉”事件，也存在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殴，而冲在一线当“炮灰”的，永远是下层僧俗群众，达官贵族历来只负责躲在背后指手划脚。战乱的结果，是降低了雪域经济总量、压缩了高原人口红利、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恶化了官民生存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民族团结。 1956年2月2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强调“加强藏族内部的团结，加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为建设繁荣幸福的西藏自治区而奋斗！”195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开始行使西藏地方政权的职权，百万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西藏从此进入崭新的春天。56年来，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始终是藏族人民内部及其与其他民族相处相融的主基调和主旋律。尤其是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至今，各省市和各兄弟民族从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广渠道、多形式、宽领域开展援藏工作、参与西藏建设，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在幸福路上并肩携手、阔步前进。抚今追昔，不由得人们不感慨万端；两相比较，不由得大家不权衡利弊。除了居心叵测的阴险家，没人愿意看到兄弟反目的乱象；除了图谋不轨的邪恶者，没人愿意再做刀枪相见的恶梦。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应深刻理解在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无论什么土、首先是中国领土，无论什么族、首先是中华民族，无论什么官、首先要端正“五官”，无论什么民、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一基本道理，持续加强内部团结和同兄弟民族、兄弟省区市之间的团结，立场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确保心思不乱、精力不散、锐气不降、干劲不减，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和区党委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决策部署上来，真正把力量汇聚到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实际行动上来。
牢记饱受奴役的“屈辱史”，珍惜国家主人、自由公民荣誉，坚定不移抵制悲剧重演“受二茬罪”。众所周知，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处于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农奴和奴隶实施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地位之低下、境遇之困窘，世所罕见、匪夷所思。占西藏总人口90%左右的农奴，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自由，被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终身受禁，世代依附。另外5%的奴隶更加“悲催”，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连“人”的身份都惨遭剥夺。农奴主不仅掌握着农奴和奴隶的生死、婚嫁大权，甚至可以像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债、交换和用于赌博。百万农奴除徒自哀叹“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来世”。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等级不同，命价便有天壤之别：王子、大活佛等“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屠夫、工匠等“下等下级人”命价仅值一根草绳。换言之，“下等下级人”被无端杀害，凶手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赔偿一根草绳而已。放眼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加“狗血”的法律。人命贱如草绳的农奴和奴隶一旦冒犯三大领主，后果则严重得要命，“按其情节不同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截手，推坠悬崖，抛入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儆效尤。”农奴重伤农奴主会被砍掉手脚，打伤活佛要被挖眼、剁脚、断手或处以各种极刑；而农奴主打伤农奴，“量刑”则完全不同，延医治疗即可，没啥大不了的。更为残忍和血腥的是，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热布典头目根据西藏地方政府指令为达赖念经做法事“立即送来”人血、人头骨和人皮之类的弥天大罪仍在发生。即便有的农奴和奴隶“运气好”，没受过酷刑，没被打伤打死，也未曾奉命为“政教大业”献出整个身体或某些器官，仍会被无以复加的赋税和乌拉差役压得生不如死。民主改革前，仅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就达200多种，加上为庄园领主所支的差，总共占去农奴50%至80%的劳动量。以乃东县克松庄园为例，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服210多天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粮食、100两藏银。剥削压迫如此严酷，实在骇人听闻。可这偏偏就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不由得听闻者不瞬间动容、经历者不忆之泣血。民主改革后，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万农奴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恶梦中醒来，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平等享受各项惠民富民政策，合法财产受到保护，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看看今天的美好生活，想想昨天的苦难深重，“往前走幸福悠长，回头路苦海无边”的道理不言自明。百万解放农奴及其子孙后代，只有不忘旧西藏受不完的罪，珍惜新中国数不清的甜，一边尽情享受公民权利，一边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决不昧着良心说没有依据、违背事实的话，决不丧尽天良干违法乱纪、害党误国的事，才能真正把心思用在建设美丽西藏实现“中国梦”上，把精力花在提高能力素质积极参政议政上，把目标定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确保不开历史“倒车”上。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