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在刚刚闭幕的2021青岛影视博览会上，《电影蓝皮书：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影院票房为204.17亿元，相比2019年的642.66亿元减少68.2%。
事实上，与会电影人对此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个电影市场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疫情防控举措对影院人流量的限制、线上观影方式对大众观影习惯的改变等因素叠加，电影票房的大幅下滑几乎成必然。
市场端也不容乐观，从2018年开始，经历了“热钱”跑步进入的虚假繁荣后，民间游资纷纷离场，电影行业又遭遇了资本退潮。哪怕是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面向影视企业的投融资事件也仅仅有27起，较2018年骤降65.82%。
不少参会电影人面对2021年春节档和暑期档的“冰火两重天”，直指中国电影产业的核心问题不在市场，不在观众，也不在线上还是线下，而在电影人能否持续推出更具吸引力的优质内容，“内容为王、提质增效、规范化”的呼声成为行业共识。
“二八定律”的极致分化：
2%头部影片创造80%的票房
“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要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需要更多头部作品。最终通过头部作品来带动观影，推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这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当前电影行业的判断。
数据也对这一判断予以支持：即使在市场普遍低迷的2020年，受益于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的不俗表现，《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金刚川》4部影片跻身2020年全球票房前10名，其中，《八佰》更是以4.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拿下了年度票房全球冠军。
到了2021年，头部作品的“一骑绝尘”愈加明显：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分别获得了54.14亿元、45.24亿元的成绩，而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截至10月26日15时，已揽下票房53.3亿元，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三位。
“中国电影市场每年正常发行的影片有300部到400部，这个空间非常大。头部效应主要显现在头部档期，比如我们熟知的春节档或国庆档。”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讲武生表示，“因为在头部档期，大家投入的宣发费用足够高，一部电影的商业元素，从主创团队、主演团队，到市场整体的呈现，会在这个时候被无限放大。又由于这个档期本身聚集的眼球效应，大家会相对把精力全部放到最头部的项目上。”
头部档期、头部影片的巨大“虹吸效应”已经在票房市场造成了一种极致分化的现象。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挺伟介绍：“最近几个档期，头部影片票房几乎占据了全年票房市场的80%到90%。以前，我们业内都在说‘二八定律’，即20%的影片创造了80%的票房。现在看来，这个‘二’变成了2%，即2%的头部影片就能创造80%的票房。”
故事!故事!还是故事!
在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看来，头部效应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供给不足，好片子不多!有好的内容，观众才能买单。”
无独有偶，有媒体提及中国影院银幕数量突破八万块时，饶曙光也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显示了中国电影规模化的提升。但同时，也要看到观影人次的增长低于电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作品，回到创作，用更多类型的头部电影，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
对于“什么是好的内容供给”，李挺伟谈了自己的理解：“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只有与观众产生最大共情，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走入电影院。《你好，李焕英》《长津湖》正是因为引发了全民的共鸣，才能成为现象级的影片，进而构建起一个巨大的票房基础。”
“中国电影行业的方法论还是蛮简单的，就是故事!故事!还是故事!”讲武生表示，“通过猫眼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观众对电影视效的关注，其实只对外国影片有效。对国产影片的要求就是剧情，看你的电影是否能够讲述一个与众不同、别开生面、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故事。”
在黄群飞看来，提升优质内容供给的关键，还是人才。“大家都知道要投资头部影片，但就是投不进去，因为好导演、大公司就那么几个项目，全国有上万家企业要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培养和发现年轻人才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今年的青岛影博会上，参加东方影都影视创投会的11部影片与众多投资方达成意向合作并签约，合作金额3亿多元。很多青年导演、编剧都参加了创投会帮助他们强化提升的“制片工坊”环节，已经做过两部院线电影的青年导演、编剧郭奎永就是其中之一。
此前，郭奎永已经凭借剧本得到内地导演万玛才旦的青睐，并邀请到后者担任电影的监制和剧本顾问，改稿数次，本以为剧本已经相当完善，但在“制片工坊”的活动中，他还是在导师的辅导过程中了解到剧本中的许多不足。比如编剧张冀提到“强情节”的问题，郭奎永当天晚上就开始构思调整。导演丁晟则主要让他学到如何与观众互动的技巧，当天晚上又改了一版，“其实点破了之后很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更有经验的老师给我点出来，我需要费些时间才能想明白。”郭奎永表示。
电影制作要有透明机制
市场端呼唤优质内容供给的同时，回归项目本身的投资逻辑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曾几何时，电影行业是中国金融投资的宠儿，从煤老板到房地产商，再到互联网公司，如走马灯般一头扎进了这个光鲜亮丽的行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投资热潮。“退热”转折自严查明星纳税而始，再加之限薪令影响发酵，资本逐步离场。
“前几年，资本是以不计成本的方式和百米赛跑的速度进入我们电影行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最近两年，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热情少了，融资的难度更大了。”饶曙光表示。
数据显示，2020年电影资本市场总体表现偏冷，以电影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九成以上亏损，个别公司亏损高达数十亿元;相应的，机构针对电影项目的投融资信心明显不足，资本退潮现象愈加明显。
在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刘洪涛看来，资本退潮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也许是正向的。“电影其实是一个长周期的项目，从资本角度来说，可能认为风险比较大，因为波动性比较强。但是，真正扎扎实实做好内容的电影项目其实是不缺钱的，这反而会推动行业形成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好的电影项目不缺钱，关键是如何让投资者看到“好在哪里”，进而坚定投资信心。对此，李挺伟有进一步阐释：“就电影行业来说，资本市场从来都不缺钱，而是缺少一个好的评判标准。在文化产业中，电影的投资评估是比较难的。无论是成本投入法，还是市场比较法、收益预期法，都很难适用于电影。这就导致电影投资人只能做‘黑箱’、做‘盲盒’。”
对此，黄群飞深有感触：“我们华夏投资的电影就充分说明了当下电影投资的现状，今年，国家12部重点影片，华夏投了6部，总共投资要多少钱?两个多亿。这个文件放在桌上，我好几天没签。为什么?很有可能上一部、赔一部。”
如何打破投资“盲盒”?李挺伟用了三句话解释：“成本可以控制，风险可以管理，收益可以预期。要实现这三点，必须借助过程管理的数据化，制作流程的工业化，收入可预期需要投资者和生产者双向互动，实现有效的沟通。”
对此，讲武生以“透明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制片成本要更加透明。行业内一直在探索建立完片担保制度，而完片担保的前提，就是制片成本的透明化。电影制作的流程要有透明机制，缺少这个机制，就不能接受完片担保公司的监督，规范化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是宣发成本的透明化，讲武生以自己的公司为例进行了交流：“因为我原来是做科技公司的，来这之后用了半年时间建立了全流程的OA机制，各个环节的花费必须透明，所有的申报费用审批机制，我们都可以实行经费的倒查、协议的倒查，看每一分钱花到哪去了，赚和赔是一个不可控的过程，但是这一点上它需要透明。” |
